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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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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兴奋之情就这样酝酿出来。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房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再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一行三人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房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9' )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10' ,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11' 问哈兹菲尔德'12' 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13' 同志在对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对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了,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在对接线员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员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西顿先生,或者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14'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陌生的车子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文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也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30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能怎么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密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注释】
'1' 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德国,1938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犹太神学家,哲学家。
'2' 格肖姆·肖勒姆(1897——1982),生于德国,1923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学者。
'3' 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1),生于波兰,1913年到1924年居住在德国,后定居在耶路撒冷,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 基督教青年会,全球性的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有约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5' 即中非共和国,当时仍为法属领地。
'6'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美国宇航员,1969年7月乘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成为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人。
'7' 犹太人重要节日之一,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8' 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9'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政府第一位女总理。以色列建国初期相继任劳工部长和外交部长。
'10' 摩西·库勒(1911——1989),以色列内阁部长,政界领袖。
'11' 伯尔·洛克(1887——197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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