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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他们要是有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情感细腻！她怎么能这样？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而是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而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疼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或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或者截然相反？要是我更加孱弱，患有慢性病，坐在轮椅上，得了肺痨，甚至天生失明？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当然不允许她抛弃这样一个残疾儿，抛下可怜的他，只顾自己消失。要是我是个没有双腿的瘸孩子，要是还有时间，我会跑到一辆奔驰的汽车底下，挨撞，截肢，也许我妈妈会充满怜悯，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照顾我？
要是妈妈就那样离开我，没回头看上我一眼，那当然暗示着她从来就一点也没爱过我。要是你爱一个人，她这样教我，那么除了背叛，你可以宽恕他的一切，你甚至宽恕他唠唠叨叨，宽恕他丢了帽子，宽恕他把山珍海味丢在盘子里。
抛弃就是背叛。她——抛弃了我们二人，爸爸和我。尽管她偏头疼，尽管现在方知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永远不会离她而去，尽管她长时间沉默寡言，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情绪失控，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会。
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自然法则。连一只猫儿、一头山羊都是如此。连罪犯和刽子手的母亲都是如此。连纳粹分子们的妈妈都是如此。或者是弱智者的妈妈。甚至魔鬼的妈妈。只有我自己不能得到爱，我妈妈离我而去，这一事实表明我没有为人爱之处，我不值得爱。我有一些毛病，一些非常可怕，可憎，确实令人恐怖的东西，比某些生理或心理缺陷甚至疯癫更加令人生厌。我有某种无法补救的令人生厌之处，如此可怕，就连妈妈那样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可以把爱慷慨地施予一只鸟儿、一个乞丐或者是一条迷路的小狗，也无法再容忍我，躲我躲得越远越好。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任何一只猴子在母亲眼里都是瞪羚。”只有我除外。
要是我也可爱，至少有一点点可爱，像世界上所有母亲眼中的孩子，甚至最丑、最淘气的孩子，甚至那些被逐出校门、有暴力倾向、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甚至用把菜刀把爷爷捅了的恶小子，甚至性变态狂，有象皮病，在大街上拉开拉链，拿出自己的物件给姑娘们看……要是我听话，要是我按照她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样去做，该多好，可我像个傻瓜不听她的……要是在逾越节晚宴后，我不把那只从她曾祖母那里传下来的蓝碗打碎……要是我每天早晨好好刷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包括每个角落，不耍花招……要是我不从她手袋里捏出半文钱，而后又撒谎说我没有拿……要是我止住那些邪念，夜里没有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睡衣最里面……要是我像所有人一样，也配有个妈妈就好了。
一两年过去后，我离家到基布兹胡尔达居住，渐渐地开始想她。在傍晚，上完学，干完活，冲过澡，当基布兹的所有孩子洗过澡，换上晚上穿的衣服，去和父母小聚，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形单影只，待在空空荡荡的儿童之家，我会独自坐到图书馆里的木凳上。
我会摸黑在那里坐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一幅画面接一幅画面，构筑她人生的最后岁月。那时候，我已经努力猜测些微我们从未讲述过的事情，我和母亲之间没有讲过，我和父亲之间也没有讲过，似乎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讲过。
我妈妈去世时三十八岁。当写此话时，她比我大女儿年轻，比我小女儿年长。在塔勒布特上完中学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后，我妈妈、莉兰卡·卡利什，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热浪袭人、贫穷、充满恶毒流言的耶路撒冷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这些情感充沛的罗夫诺女学生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难以忍受的日常生活地段，那里有尿布、丈夫、偏头疼、排队，散发着樟脑球和厨房渗水槽的气味，显然罗夫诺20年代的学校课程设置对她们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既不是拜伦式的，也不是肖邦式的，而是更接近于笼罩在契诃夫戏剧或格涅辛小说中那些含蓄端庄出身名门的年轻女子身上那层忧郁的孤独，某种童年时代确信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被践踏在脚下，甚至遭到单调乏味生活本身的嘲弄。我妈妈在带有朦胧美的纯洁精神氛围里长大，其护翼在耶路撒冷石头铺就的又热又脏的人行道上撞碎。她长成一个漂亮优雅的磨坊主的女儿，住在都宾斯卡大街的宅邸里，那里有果园，有厨师，有女佣，或许她们在那里把她养得酷似那个牧羊女，那个被美化了的双颊绯红、穿了三层衬裙的牧羊女，她憎恨那幅画面。
索妮娅姨妈七十年后突然记起，十六岁的范妮娅难得地勃然大怒，突然向那个神情迷离、身上有几层丝绸衬裙、温柔的牧羊女报以蔑视，甚至几近唾弃，大概是一种火花，我妈妈的生命力量正徒劳地试图摆脱已经开始裹挟它的黑暗。
拉着窗帘的窗子，将范妮娅·穆斯曼的童年保护得严严实实，就在这窗子背后，潘尼·波尔考夫尼克深夜把一颗子弹射进大腿，另一颗子弹射入头颅。拉夫佐娃公主往手上钉了一颗锈钉，体验救世主的某种疼痛，替他忍受。多拉，女佣女儿怀了母亲情人的孩子，酒鬼斯泰来斯基在打牌时输掉了自己的妻子，而她，他的妻子伊拉，在纵火焚烧英俊安东的空棚屋时最终把自己活活烧死。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双层玻璃的另一边，发生在塔勒布特那令人惬意、明朗知性的圈子之外。它们都无法进入我妈妈的童年，无法严重损害她童年的欢乐时光，当然我妈妈的童年也轻轻敷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它非但不会造成损害，而且还会赋予一层神采，使之更加甜美。
几年后，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渍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到1943年或1944年，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她已经知道所有人都在那里被杀，就在罗夫诺城外被杀。一定是有人来讲述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挎着冲锋枪招摇过市，把老老少少赶到索森基森林——人们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喜欢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围坐在篝火旁边唱歌，在星光闪闪的夜空下，在小溪两旁，躺在睡袋里睡觉——在那里，就在粗大的树枝、飞鸟、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间，德国人在一个个坑边上射击屠杀，两天内大概有两万五千人丧生。＇3＇ 我妈妈的所有同学几乎都消失了。还有他们的邻居，熟人，生意对手及敌人，有钱人和资产者，虔敬派人士，被同化了的人和受过洗礼的教徒，社区领袖，犹太会堂中的有关人士，小贩和抽水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乡间傻瓜，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我妈妈的中学老师也死在了那里，校长伊撒哈尔·莱斯，他拥有迷人的仪表，令人着迷的双眼，那目光曾经令多少青春期的女学生魂牵梦萦，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的伊扎克·伯克维斯基，性子火爆讲授犹太文化的埃利泽·布斯里克，讲授地理、生物还有体育的范卡·宰德曼，以及她的画家哥哥施穆埃尔，以及迂腐而痛苦的摩西·伯格曼博士，他透过几乎紧闭的牙齿讲授通史和波兰历史。所有这些人。
不久以后的1948年，当阿拉伯军团炮轰耶路撒冷时，我妈妈的另一个朋友皮罗什卡，皮莉·颜乃，也被一发炮弹击中而死。她只是出去拿水桶和拖把。
也许，某种童年时代便已确信的东西，受到与死亡缪斯有关的某种浪漫的毒壳的浸染？是不是塔勒布特学校里过于纯化的课程中的某种东西？或是一种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的特征，我在母亲去世几年后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涅辛的创作，甚至拉海尔＇4＇ 的诗歌中再次与之相遇。它使我的妈妈在实现不了童年梦想之际，把死亡设想为某种令人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