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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犹太人当中，你几乎看不到今天这种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有多么艰难，我们知道那里酷热难当，到处是荒地沼泽，我们知道村子里有穷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在教室墙上的大地图上看到没有多少阿拉伯人，大概只有五十万人口，肯定不到一百万，完全能够再容纳几百万犹太人，或许阿拉伯人听信蛊惑憎恨我们，像波兰的普通百姓，但是我们肯定能够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相信我们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给他们带来繁荣，在经济、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我们认为，再过几年犹太人人口会在这里占大多数，一旦发生此类事，我们将会向世人展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我们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我们，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对待我们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一定会公正、公平、慷慨，和他们共享我们的故乡，和他们分享一切，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变成群猫。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
在塔勒布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每间教室，都悬挂着西奥多·赫茨尔的照片，一张从达恩到比尔谢巴的大地图，地图标示出了拓荒者居住的村庄，还有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正在劳动的拓荒者画像，各种各样的标语和一段段诗歌。比阿里克曾经两次参观罗夫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来了两次，阿舍·巴拉什＇1＇ 我想也是，或者还有别的作家。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差不多每月都从巴勒斯坦来到此地，他们当中有扎尔曼·鲁巴绍夫、塔本京、雅可夫·杰鲁鲍威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
我们通常是给他们举行一个大型列队仪式，敲锣打鼓，旗帜飘飘，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纸灯笼、激情、标语、袖章混杂在一起，还有阵阵歌声。波兰市长亲自到广场与他们见面，这样我们有时开始感到我们也是个民族，而不是一堆社会渣滓。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沙文主义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确实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进步，民主，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他们努力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权利。他们总是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纵然他总是将此遗忘。
我们从年幼之际就想着以色列。我们对每个新建村庄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尔土维亚出产什么，兹克龙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谁从太巴列到宰迈赫修建了一条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时攀登吉尔伯阿山。我们甚至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了解。实际上，我们的老师并不了解实情，因此即使他们想给我们讲述不好的方面，也不可能——他们一无所知。从阿里茨来的任何人，使者、青年领袖、政治家，所有去往那里又回来的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绚烂的图画。倘若有人回来后给我们讲些不太愉快的事，我们听都不想听。我们让他们免开尊口。我们蔑视他们。
我们的校长是个让人喜欢的人，有魅力，是个一流教师，头脑敏锐，有一颗诗人之心。他叫莱斯，伊撒哈尔·莱斯博士。他是加利西亚人，很快便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女孩子们暗恋他，这当中有我的姐姐哈娅和范妮娅，哈娅投身于公共活动中，天生是个领导人，范妮娅，你母亲，受到莱斯博士的神秘影响，被引导走向文学艺术之路。他非常英俊，有男子气概，有点像艺人鲁道夫·瓦伦蒂诺或雷蒙·诺瓦罗，满怀热情，自然让人产生共鸣，他几乎就没有发过脾气，一旦发火，事后毫不犹豫派人去请那个学生并道歉。
整座小城都为他着迷。我想母亲们夜里会梦见他，女儿们白天看见他就眩晕。男孩子们一点也不比女孩子示弱，尽量模仿他，像他那样讲话，像他那样咳嗽，像他那样话只说一半便打住到窗前站上几分钟，沉思。他肯定能够成功地引诱别人，可他却不，就我所知，他不是特别幸福，娶了一个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成了个模范丈夫。他也能够当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拥有令人渴望追随、赴汤蹈火以博得他含笑的赏识和日后赞赏的品格。他想我们所想。他的幽默成了我们的风格。他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唯一能够在那里治愈精神疾病，并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他们拥有某些优点的地方。
我们也有其他很棒的老师，门纳海姆·格勒尔特教我们《圣经》，仿佛亲临埃拉干河、亚拿突或加沙的非利士圣殿。门纳海姆每周带我们到“圣地旅行”，一天在加利利，另一天在朱迪亚新建的村庄，又一天在杰里科平原，还有一天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他会带来照片，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圣经》上的例子，地理、历史和考古学资料，直到你快乐地感到疲倦，仿佛你真正去了那里，不止是在脑海里，而是仿佛你真的走在阳光下、尘埃里，在橘子树、葡萄架、一簇簇仙人掌和山谷里拓荒者的帐篷之间。于是远在我真正抵达这片土地之前，就已经来过此地了。
【注释】
＇1＇ 阿舍·巴拉什（1889——1952），出生于加利西亚，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著名希伯来文作家。
26
你妈妈范妮娅在拉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斯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