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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对面的扎黑家里。有哈伊姆和汉娜·托伦、施穆埃尔·维尔塞斯、布来曼一家人、夸夸其谈的大侃家沙龙——施瓦多伦先生、红头发的民俗学者施瓦茨鲍姆、在犹太代办处工作的以色列·哈纳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们吃过晚饭后，七点或者七点半钟前来，九点半离开，那时间已被视为晚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我无法理解的话题，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理解的，我将参加讨论并发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断性论证。我甚至可以设法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亚历山大爷爷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体味令我永远铭记的医生——发表诗集。
扎黑不但是父亲的前房东，而且是挚友，尽管在我那位修正主义父亲和“红色”扎黑之间的争论已经习以为常。爸爸喜欢谈论，喜欢解释，扎黑喜欢倾听。我母亲会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埃斯特·扎黑喜欢问问题，我父亲愿意向她做出广博详尽的答复。以色列·扎黑有时会把脸转向我的母亲，低垂眼帘，询问她的看法，仿佛用代码语言请求她在争论中支持他。母亲知道如何进一步阐发某事。她做这些时言简意赅。之后，谈话有时采用愉快轻松的语调，一种新的平静，一种小心翼翼或踟蹰不定的语调融进争论中，直至又一次大发火，嗓门在彬彬有礼的愤怒中提高，在惊叹号中激化。
1947年，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出版了父亲的第一本书——《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从起源到哈斯卡拉＇4＇ 的终结》。这本书以父亲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扉页上声明，本书获得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克劳斯纳奖，蒙市政府和琪波拉·克劳斯纳纪念基金资助。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前言：看到论希伯来中篇小说专著问世，倍感欣喜。值鄙人任吾等唯一之希伯来大学教授时，一贯支持余之弟子、贤侄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将其提交于余，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之毕业论文。该作非同寻常……其研究涉猎广泛而包罗万象……即使风格亦显丰富而明晰，与重要论题珠联璧合……因此鄙人不禁十分高兴……《塔木德》说：“弟子如同儿子”……
在扉页之后，另起页，父亲把书献给他的哥哥大卫以示纪念：献给我文学史的启蒙老师……
我唯一的兄弟
大卫
我在暗无天日的流亡中失去了他。
他在哪里？
连续十天或两个星期，爸爸一从守望山的图书馆下班回到家里，就急急忙忙跑到盖乌拉大街的东端，梅施阿里姆入口对面的邮电局，焦急地等待着他第一本书的到来。他已经接到了出版通知，有些人已经在特拉维夫的书店看到书了。于是他每天冲到邮局，每天两手空空而归，每天他都对自己信誓旦旦，要是西奈印刷厂格鲁伯先生的包裹第二天还不到，他就去药店，打电话催促特拉维夫的查持克先生——简直令人无法接受！要是书在星期天还到不了，这个星期当中还到不了，最迟到星期五……但是包裹确实到了，不是寄来的，而是私人投送而来，由一个笑容可掬的也门姑娘送到我们家里，不是从特拉维夫送来，而是径直从西奈印刷厂送来。
包裹里装有五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刚印出来，新鲜纯洁，用优质白纸包了几层（上面印刷着某种图画书的清样），用细绳绑着。父亲谢过姑娘，尽管他激动不已，他并没有忘记付给她一个先令。（在那年月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够在塔努瓦餐馆吃上一顿素餐。）接着他要求我和我母亲走进他的书房，陪他打开包裹。
我记得父亲怎样控制住自己澎湃的激情，没有劳神把捆包裹的绳子揪断，或用剪子剪断，而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把绳子上的结一一解开，极其耐心，并使用了他坚硬的指甲、裁纸刀尖、曲别针针尖。做完这一切后，他没有扑向自己的新作，而是慢慢拿开绳子，挪开光纸包装，像羞答答的恋人，轻轻用手指甲触摸最上面一册书的封面，温柔地将它贴在脸庞，有点急速地翻动书页，闭上眼睛，轻轻闻着，深深吸入新鲜的墨香，新纸的芬芳，令人欣然陶醉的糨糊气息。到那时，他才开始翻阅自己的作品，首先翻看索引，仔细查看补遗和勘误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约瑟夫伯伯写的前言，还有他本人的序言，在扉页上流连忘返，再次轻抚封面，接着，担心母亲可能会暗暗地嘲笑他，抱歉地说：“刚出版的新书，第一本书，就像我刚刚又有了个孩子。”
“什么时候给它换尿布，”妈妈说，“希望你招呼我一声。”
说着，她转身离开了房间，但一会儿工夫过后，她手拿圣餐葡萄甜酒和三个小酒杯走了回来，说我们应该举杯庆贺父亲的第一本书。她给他们二人倒了一些酒，给我倒了有一滴，她甚至可能亲吻了他的额头，他则抚摸她的头发。
那天晚上，我妈妈在厨房的餐桌上铺上了一块白桌布，仿佛在过安息日或是节日，做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饭菜，热气腾腾的甜菜汤，上面漂着一大块洁白的奶油。爷爷和奶奶也来和我们一起简单庆贺。奶奶对妈妈说，甜菜汤确实非常非常好，味道近乎鲜美，但是……上帝保佑她做些忠告，但是大家知道，每个小姑娘都知道，甚至连在犹太人家里做饭的异族女子都知道，罗宋汤应该是酸的，只有一点点甜，当然不是甜，只是略微发酸，波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甜甜的，无缘无故，要是你不看着，他们会用糖来腌鲱鱼，甚至在辣根酱中放进果酱。
妈妈呢，则感谢奶奶与我们分享她的体验，许诺说将来只给她做适合她口味的苦酸食品。父亲则喜出望外，注意不到这些小事。他把一本书送给父母，另一本书送给约瑟夫伯伯，第三本书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另外一本我不记得是送给谁了，最后一本他保存在自己图书室里的一个显眼的书架上，舒适地靠近他那位约瑟夫·克劳斯纳伯伯教授的著述。
父亲的幸福持续了三四天之久，之后脸便阴沉下来。正如他在包裹到来之前整天冲向邮局一样，现在他每天冲向乔治王街的阿西亚萨夫书店，那里陈列了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等着出售。第二天三本书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第三天还是如此，接下来的日子依旧。
“你，”父亲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对朋友以色列·扎黑说，“每六个月写一部新长篇小说，所有漂亮姑娘立刻把你从书架上一把抓下来，径直拿到她们的床上；而我们这些学者，多年殚精竭虑，逐一核实细节，逐一查对引文，一个脚注都要花上一个星期，谁会劳神去读我们的东西呢？倘若幸运，我们这一领域的两三位难友会阅读我们的著作，之后将其驳得体无完肤。有时甚至连批驳都没有。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一星期过去了，阿西亚萨夫书店里的书还是没有卖出去。父亲不再诉说自己的悲哀，但是整个房子似乎充斥着一种味道。他刮脸刷碗时不再哼唱跑了调的小曲，他不再给我背诵吉尔伽美什事迹、《神秘岛》中的尼摩船长或是塞勒斯·史密斯工程师的历险记，而是愤然潜心于散落在书桌上的参考文献，他的第二本学术性著作将会由此诞生。
突然，过了两个星期后，他在星期五晚上喜气洋洋地赶回家中，浑身发抖，像小男孩当众被班上最漂亮的小女孩吻了一下。“它们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一天之内都卖出去了！不是卖一本！不是卖两本！三本全卖了！全部！我的书卖出去了……沙科纳·阿西亚萨夫将从特拉维夫的查持克那儿再订几本！他已经订了！今天早晨！通过电话！订的不是三本，而是五本！他认为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我母亲再次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令人作呕的圣餐葡萄甜酒和三只小酒杯。不过此次，她没有劳神做上面漂着奶油的甜菜汤，也没有铺白桌布，而是建议他们二人明晚去爱迪生影院，看他们都崇拜的嘉宝领衔主演的名片首映。
我则被留给了小说家扎黑和他的夫人，在那里吃晚饭，规规矩矩地，直至他们在九点或九点半时归来。规矩点，听见了吗？不要让我们听到一丝一毫的不满！当他们布置桌子时，别忘了帮忙。晚饭后，但只有大家都起身后，把你的碟子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放在沥水板上。小心点，听见了没有？不要把那里的东西打碎。像在家里一样拿块洗碟布，等桌子收拾干净后把桌布好好擦擦。只有别人对你说话时才开口讲话。要是扎黑先生在工作，你就自己找个玩具，或者找本书，像小老鼠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愿不要这样，但要是扎黑太太又抱怨说头疼，千万别给她添任何麻烦。别添任何麻烦，听见了吗？
于是他们走了。扎黑太太大概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然就是去邻居家串门，扎黑先生建议我去他的书房，书房和我们家里的一样，也是卧室、客厅，什么都在一起。那曾经是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房间，也是我父母的房间，显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