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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面，目光几乎终日不离开他。每当我从他椅子旁边经过时，他就疲惫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后背，除此之外，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父亲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被视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儿童教育见长的专家，害怕埋葬会对儿童心理产生不利影响。从那以后，穆斯曼家族的人们从未光顾过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父亲这边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或是建立任何联系，因为穆斯曼家族的怀疑令父亲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间人。第一个星期，我甚至就如何处理妈妈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弯抹角地在中间传话，还有几次，我转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姨妈们经常小心盘问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健康状况，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但是她们执意让我长话短说：我没兴趣听。或者：够了，我们听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一方有时也作一两个暗示，询问姨妈，她们的家人，或者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外婆，但我开始回答两分钟后，他就脸色蜡黄，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灾难过后几星期，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和父亲谁也不收拾铺着油布的厨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我们把碗碟泡在洗涤槽的污水里，碰都不碰，直到连一个干净的都没了，我们才从里面掏出几只盘子、几把刀叉，在水管下冲洗干净，用完后放回已经开始发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满，味道难闻，因为我们谁都不愿倒垃圾。我们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们就干脆把椅子上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积着许多书、纸张、果皮、脏手绢和发黄的报纸。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尘。即使厕所堵了，我们也不愿尽举手之劳。一堆堆污垢从卫生间流到走廊里，与乱七八糟的空瓶子、卡片盒、旧信封和包装纸混在一起（在《费玛》一书中，我多多少少这样描述过费玛的房间）。
然而，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过了。
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这一次我们相互扶持。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对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飞利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节目。
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两盘特意给我们做的食物。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
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
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罗密特奶奶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口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乱七八糟的房子终于有点整齐了。因此这个家不会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时我和父亲的住处，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们应该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1＇ ，只要她知道。
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刷、卫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斜倚门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挂在卫生间的蓝围裙，嗤啦一声，塞进一个口袋里。也许当犹太邻居被强行带走塞进闷罐车里时，笃信基督教的邻居就这样站在那里观望，目瞪口呆，因为情绪激动，不知道心中想些什么。他把这些袋子送到哪里去，是捐献给临时难民营里的穷人，还是捐给那年冬天遭受水灾的受难者，他从未跟我说过。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只是在一年以后，爸爸的新夫人住进来时，出现了六只朴素的发夹，这包发夹，不知何故设法在床头柜和衣橱间的狭小缝隙里留存下来，并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
清洁工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爸爸和我逐渐每天晚上在厨房举行日常工作会议。我开始简要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他给我讲那天站在书架当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罗滕斯特莱恩进行的有趣谈话。我们就政治形势、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埃及发动的军事政变交换意见。我们又在厨房挂起了卡片，写下——现在笔迹已经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杂货店或蔬菜水果店买些什么，我们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发，或者是给莉兰卡阿姨买小礼物祝贺她获得了新文凭，或者给施罗密特奶奶买小礼物祝贺她过生日，具体数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几个月之后，爸爸重新恢复了擦鞋的习惯，皮鞋在电灯光的照射下直至闪闪发光，而且晚上七点钟刮脸，穿上浆过的衬衫，系上丝绸领带，把头发润湿后向后梳，喷洒须后水，出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讨论工作”。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