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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无人光顾的自习室，给自己选择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棕色练习本，上面印着“通用”和“四十页”的字样。我在旁边放了一支格鲁布斯圆珠笔，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上面印着工会销售商店的名字，一只装满自来水的米色杯子。
这就是宇宙中心。
在只隔着层薄墙壁的读报室，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和阿里克正就摩西·达扬的演讲争得不亦乐乎，演讲犹如“从五楼的窗子抛出一块石头”（“五楼”是中心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工会大楼里碰面的地方）。三个不再年轻英俊的男人，用经学院学生诵经的腔调争论。阿里克，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人，总是试图充当老好人，喜欢平凡谈话，他的夫人祖施卡身体不好，但他多数夜晚都和单身汉混在一起。摩伊谢·卡尔卡、奥尤什卡说话时，他插不上嘴：“等等，你们都说得不对。”或者：“容我一会儿给你们说点什么，会消除你们的争执。”
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都是单身，他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持有异议，尽管他们晚上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总是在食堂一起吃饭，而后一块散步，再一起去读报室。奥尤什卡像小孩子一样腼腆，为人谦逊，性情温和，长着一张笑脸，只是低垂的目光令人费解，仿佛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耻辱与屈辱的事。但是，争论时，他总是慷慨激昂，开始迸射火花，眼睛几乎瞪出眼眶。接着，他那张和蔼稚气的脸庞流露的不是气恼，而是惊恐与冒犯，仿佛是他自己的观点让他丢脸。
而电工摩伊谢·卡尔卡是一个身材单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讽的人，他争论时，皱紧眉头，几乎是色迷迷地冲你眨着眼睛，他以一副顽皮、自鸣得意的架势冲你微笑，再次带着靡菲斯特的欢快朝你眨眨眼睛，仿佛他最终发现多年一直寻找的东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可以穿透你的伪装，以发现你内在的困境为乐。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通情达理、令人尊敬的人，一个如此积极进取的人，但是我们二人都知道令人讨厌的真相，纵然多数情况下你设法将其藏在七十七层面纱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为乐。
阿里克和颜悦色，试图平息奥尤什卡和摩伊谢·卡尔卡之间的争论，但两个对手联手朝他叫嚷，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连争什么都没搞清楚。
奥尤什卡说：
“对不起，阿里克，但你说的和我们说的是两码事。”
摩伊谢·卡尔卡说：
“阿里克，当大家都吃罗宋汤时，你在唱国歌；当大家都在为阿布月斋日禁食时，你在庆贺普珥节。”
阿里克受到伤害，拔腿要走，但是两个单身汉，一如既往，一边坚持要陪他回家，一边不住地争论，而他一如既往，邀请他们进门，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我们喝点茶，但是他们彬彬有礼地拒绝。他们总是拒绝。他年复一年从读报室邀请他们二人到他家里喝茶，进来，进来待一会儿，我们喝杯茶，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但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邀请。直至有一次——
我在这里就这样写起了小说。
因为，外面已经夜静更深，离篱笆墙不远的胡狼饥饿地哀嚎，我也要把他们写进故事。干吗不呢，让他们在窗下悲泣吧。失去儿子的打更人也在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被后人称作黑寡妇的嚼舌妇。狗狂吠不止，柏树在黑暗中瑟瑟抖动，冷不丁让我把它们当作一排低声祈祷的人们。
【注释】
＇1＇ 罗恩·胡尔戴从1998年起任特拉维夫市长。——原注＇2＇ 译文参考吴岩译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3＇ 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犹太神学家、哲学家。“善名之师”，又称“美名大师”，指托夫（1700——1760），犹太教哈西德教派运动的创始人。
＇4＇ 希伯来文版没有注释，但英文译者在此补加了一个注释。大意是，多年以后，作家趁机回报了安德森。安德森虽系福克纳的朋友与同代人，但在美国几乎为人们遗忘，只有屈指可数的英文系还在读他的短篇小说。一天，作家收到了安德森出版商（诺顿）的一封信，出版商正在筹划再版安德森的小说集《林中之死及其他》，听说作家崇拜安德森，询问能否美言几句放在书的封底。作家欣然允命。自嘲说，那感觉就像餐馆里一个谦卑的小提琴手，突然被人询问能否借他之名推广巴赫的音乐。
58
在胡尔达，有个幼儿园或小学老师，叫奥娜，她是外聘老师，年龄大约有三十五岁，住在一排旧房子末端的一个房间里。每星期四，她去丈夫那里，星期天早晨回来。一天晚上，她邀请我和班上两个女孩到她的房间，谈论纳坦·阿尔特曼的诗歌，《外面的星》，听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的八重奏。房间角落里的柳条凳上放着留声机，房间里还放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电热咖啡壶、一个用作花瓶的炮弹壳，上面插着一束鳍蓟。
奥娜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高更画的赝品，上面画着丰满、倦怠、半裸着身子的塔希提女人，还挂着她用铅笔画的一些自画像。她也许受高更影响，也画全裸女人，有躺在那里的，有斜靠在那里的。所有的女人，高更的和奥娜的女人，神态均满足懈怠，仿佛刚刚享受了某种快感。然而，从她们那诱人的姿势上可以看出，她们愿意给尚未满足的人以充分的感官享乐。
我在奥娜的床头书架上发现了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加缪的《鼠疫》、《培尔·金特》、海明威、卡夫卡、阿尔特曼、拉海尔、史龙斯基、利亚·格尔德伯格、海姆·古里、纳坦·约纳坦以及杰鲁鲍威尔·吉拉德的诗歌，撒·伊兹哈尔的短篇小说，伊戈尔·莫辛松的《人之路》，阿米尔·吉尔伯阿的《早期诗歌》，欧·希勒里的《正午的土地》，还有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两本书。（两个星期后，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他的《萤火虫》，在扉页上写下热情奔放的献辞，包括“深为感动”一词。）
奥娜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她脖子细长，声音亲切悦耳、音色优美，两手小巧，手指纤细，但胸脯丰满、坚挺，两条大腿强健有力。只要一微笑，她那一向严肃、冷静的面庞就会改变，她的微笑可爱迷人，有几分妩媚，仿佛可以洞察你思想的秘密深处，但是谅解了你。她的腋窝已经刮过，但是参差不齐，仿佛用绘图铅笔给其中一个画上了阴影。她站在那里时，基本上把大部分重量放在左腿上，因此不知不觉拱起了右腿。她喜欢就艺术与灵感问题直抒己见，她发现我是个忠实的听众。
几天后，我鼓足勇气，带上哈尔金翻译的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草叶集》（我在第一天晚上曾和她说起过），晚上叩开她的房门——此次是独自一人，又走上了十年前我在泽弗尼亚大街奔向杰尔达老师的那条路。奥娜身穿一条长裙，裙子前身扣着一排大纽扣。裙子本是奶白色的，但灯光透过橘黄色的酒椰叶纤维灯罩，给它披上了一层红晕。她站在我面前，在灯光的映衬下，她大腿和衬裙的轮廓透过布料清晰可见。这一次，留声机里放的是格利格的《培尔·金特》。她和我并肩坐在铺着中东床罩的床沿，把每一乐章所唤起的感受解释给我。而我，则给她读《草叶集》中的诗句，开始揣摩沃尔特·惠特曼对欧·希勒里诗歌创作的影响。奥娜给我剥柑橘，从一个蒙着平纹细布的陶罐里倒出冷水，把手放在我的膝头，意思是我应该稍停片刻。她给我念乌里·茨维·格林伯格创作的忧郁诗歌，这诗不是收自父亲喜欢朗诵的《河道》集中，而是出于一个我不熟悉的薄本，标题奇怪，叫作《站在伤心地极的阿纳克利翁》。而后，她让我给她讲一些我自己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稀里糊涂谈了点美的观念，直至奥娜把手放在我的颈项上说，别再说了，我们安安静静坐会儿好吗？十点半钟，我站起身，说晚安，借着璀璨的星光到牛棚和鸡窝当中漫步，充满了幸福感，因为奥娜邀请我某天晚上再来，后天，甚至明天。
过了一两个星期，基布兹里流言四起，人们管我叫“奥娜的新公牛”。她在基布兹有几个相好，或者说谈话伙伴，但是他们谁都不是只有十六岁，他们谁也不像我一样会背诵纳坦·阿尔特曼和利亚·格尔德伯格的诗歌。偶尔，他们当中会有人摸黑偷偷潜伏在她房前的桉树林里，等着我离开。我嫉妒地在树篱旁边游来荡去，我想方设法看着他走进房间，她刚刚给我喝过浓浓的阿拉伯咖啡，称我“不同寻常”，让我和她一起抽烟，尽管我还是个上十一年级的小话篓子。我在那里站了约莫一刻钟，一个站在阴影中的模糊身影，直至他们关上了电灯。
那年秋天，我有一次在晚上八点走进奥娜的房间，可她不在。因为透过拉下的窗帘，可以看见昏暗的橘黄色灯光，因为她的房间没有上锁，所以我走了进去，躺在小地毯上等她。我等了很久，直至走廊里听不到男男女女的声音，夜之声泛起，胡狼嗥叫，犬吠声声，远处奶牛的哞哞叫唤，洒水车的噼啪水声，青蛙和蟋蟀的一片合奏，两只飞蛾正在灯泡和橘红色的灯罩之间打斗，炮弹壳花瓶里的鳍蓟在地板砖和地毯上投下了细碎的阴影，墙上高更画的女人，以及奥娜自己用铅笔画的裸体素描，突然让我产生一种朦胧的想法，在我走后，她在黑夜里赤身裸体躺在这张床上的样子，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约阿夫或门迪在一起时的样子，纵然她在什么地方有个丈夫，是正规军军官。
我躺在小地毯上，撩起她的衣柜帘，看到洁白的、花里胡哨的各式内衣，还有件几近透明的桃红色睡衣。我仰面躺在小地毯上，手指摸索着去触摸这件桃红色的睡衣，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