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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我和尼莉结婚前几天，父亲心脏病初次发作。他未能前来胡尔达参加婚礼，婚礼在四把干草叉搭起的华盖下举行。（在胡尔达，有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用两支步枪和两支干草叉来支撑新娘的华盖，象征着工会、防御和基布兹。我和尼莉拒绝在步枪的阴影下成婚，因而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在基布兹全体大会上，扎尔曼·皮管我叫“虚情假意社会改革者”，而茨维·卡嘲弄地问，我所服役的部队是否允许我扛着干草叉或笤帚去巡逻。）
婚礼两三个星期后，父亲身体复元，但脸色全然不同：面色苍白倦怠。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逐渐缺乏活力。他依然满怀热情早早起来，盼望工作，但午饭后，脑袋便开始无精打采地垂到胸前，后半晌他会躺在那里休息。后来，他中午就提不起精神。最后，就只有早上两三个小时了，其后他便脸色暗淡，没有了神采。
他依旧喜欢开玩笑，玩弄辞藻，他依旧乐于给你解释，比如说，希伯来文中的水管berez源于现代希腊文vrisi，意为泉水，而希伯来文mahsan，仓库，像英语单词杂志magazine，源于阿拉伯语mahzan或许源自闪语词根HSN，意为强壮。至于单词balagan，混乱或杂乱，他说，许多人误以为是俄国单词，实际上源于波斯语balakan，本意是不引人注目的游廊（阳台），上面扔着没人要的破衣烂衫，英语单词“阳台”即源于此。
他越来越重复自己。尽管他一度记忆力惊人，但是现在却在同一次谈话中重复一个玩笑或解释。他疲惫而沉默寡言，有时难以集中精力。1968年，当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面世后，他花了几天时间把书看完，而后给我打电话到胡尔达，说“其中有些极富说服力的描述，但总体上缺乏一种富有精神启迪的火花，缺乏中心思想”。当我把中篇小说《迟到的爱》送给他时，他给我写信表示欣喜之情。
你们的两个女儿很棒，主要是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至于小说，写得不错。然而，依我之愚见，除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只是纸上漫画。可是，主要人物，不管他多么滑稽可笑缺乏感染力，栩栩如生。几点意见：1。第三页，“整个银河系”。“银河”的单数形式源于希腊文gala，牛奶，意思是“奶白色的路”（字面含义）。最好用单数形式。就我所知，复数形式没有依据。2。第三页（别处还有），“柳芭·卡加诺夫斯卡”：乃为波兰文词形；在俄语中应为“卡加诺夫斯卡娅”。3。第七页，你写的是viazhma，应该是viazma（字母错了）。
凡此种种，一直写到第二十三条意见，那时他的纸上只剩一丁点空，写下了“此致我们大家的问候，爸爸”。
但几年后，哈伊姆·托伦对我说，你父亲曾在国家图书馆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转，喜形于色，给我们看格尔绍恩·谢克德如何评价《胡狼嗥叫的地方》，亚伯拉罕·沙阿南怎样赞赏《何去何从》。一次他气愤地向我解释，瞎了眼的库尔茨维尔教授怎样诽谤《我的米海尔》。相信他甚至给阿格农打电话，专门向他抱怨库尔茨维尔的书评。你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你骄傲，尽管他当然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大概也怕使你飘飘然。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肩膀佝偻了。他患有可怕的暴怒症，对周围的人横加指责与责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砰地把门关上。但是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他会出来，为自己的冲动表示抱歉，将其归罪于身体不好，劳累，紧张，局促不安地请求我们原谅他说话时那么不讲理、不公平。
他经常使用“公平合理”等词，正像他使用“绝对”、“确实”、“无疑”、“板上钉钉”，以及“从这几点看来”。
当父亲身体状况不佳之际，而今已九十多岁的祖父亚历山大依然老当益壮，充满浪漫的青春活力。面庞如婴儿一样红润，像个年轻的新郎官一样生机勃勃，他整天出出进进，大呼小叫“咳，有什么呀！”要么就是“这么傻瓜！这么无赖！真没用！坏蛋！”要么就是“够了！已经够了！”女人们前呼后拥。即便在早晨，他也经常抿口白兰地，粉嘟嘟的面庞犹如晨光，红彤彤的。如果我父亲和祖父站在花园里说话，抑或在房前人行道上来回踱步，争论，至少祖父的身体语言显得比他年纪轻的儿子要年轻得多。他会比在维尔纳死于德国人之手的长子大卫和长孙丹尼尔·克劳斯纳多活四十年，比妻子多活二十年，比次子多活七年。
1970年10月11日，六十岁生日过了四个月，我父亲像平时一样早早起床，比家里其他人早很多，刮脸，洒了一些花露水，把头发润湿后梳理，吃了一个小圆面包加黄油，喝了两杯茶，看报纸，叹几口气，看了一眼总是摊在书桌上的日程安排，以便把做过的事勾掉，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为自己开一张小购物单，驱车上街开往丹麦广场，贝特哈凯里姆路和赫茨尔路在这里交会，书桌上一旦缺少什么文具，他就来这里的小型地下商店里购买。他停车，锁车，走下五六级台阶，排队，甚至彬彬有礼地给一个老太太让位，购买了写在单子上的所有物品，和小店的女主人开玩笑说“别针”一词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跟她说市政会玩忽职守，付款，数钱，拎起购物袋，微笑着向店主道谢，要她想着向她亲爱的丈夫问好，祝她拥有美好成功的一天，朝排在身后的两个陌生人打招呼，然后转身走向门口，跌倒在地，死于心脏病。他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我写下这几页书稿时，没有眼泪，因为父亲从根本上反对流泪，尤其是男人流泪。
我看见，他在书桌的日程安排上写着：“文具：1。书写纸。2。螺旋式装订笔记本。3。信封。4。回形针。5。询问纸板文件夹。”所有这些物品，包括文件夹，都在购物袋里，袋子依然攥在他手上。因此，当我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赶到耶路撒冷父亲家里时，我拿起他的铅笔，勾掉列在单子上的物品，就像父亲一样，一旦做了什么，就立即把它勾掉。
【注释】
＇1＇ 胡尔达，即《圣经·列王纪下》第22章第14节中提及的户勒大。
＇2＇ 施·约·阿格农，《千古事》，见《阿格农全集》第八卷，（耶路撒冷/特拉维夫，1962），第315——316页。——原注。译文参考徐进夫译《千古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 隆古斯，公元3世纪希腊小说家。
＇4＇ 公历1952年1月6日。——原注57
十五岁离家住进基布兹时，我写下一些决心，将其定为自己非执行不可的标准。要是我真的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必须开始在两个星期内把自己晒得黑黝黝的，使我看上去像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每天干完活上完课后，基布兹的孩子回父母家，而外面来的寄宿者则在俱乐部里放松一下，或打打篮球。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跳舞，唱歌——我逃避这些活动，免得露怯。大家都离开后，我通常半裸着身子躺在宿舍前面的草地上，晒日光浴，读书读到天黑。（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我会在天黑之前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晒得怎么样，而后穿上衬衫，而后鼓起勇气，到老兵居住区，与我在基布兹的“父母”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喝杯果汁，吃块蛋糕。这两位老师，都来自波兰的洛兹，年复一年主持基布兹内的文化教育生活。在小学任教的汉卡，是个漂亮丰满、精力充沛的女子，犹如发条一贯绷得紧紧的，强烈的奉献光环与香烟烟雾始终环绕在她周围。她一人肩负着诸多重任：组织犹太人过节、举行婚礼和周年纪念日、上演节目、培养质朴的无产阶级地方化传统。这一传统，按照汉卡所设想的，应融合《雅歌》风韵和新《圣经》时代土地耕作者所拥有的橄榄兼角豆荚的希伯来品位，兼济东欧的哈西德派犹太小村庄的格调，融进了东欧农民和其他自然之子粗犷豪爽的方式，后者直接从克努特·哈姆孙踩在赤脚下的“大地硕果”中撷取了天真纯洁的思想，以及神秘的生命乐趣。
至于奥扎尔或奥伊扎尔·胡尔戴，“继续教育班”或中学的负责人，则是个精干结实的男子，苦难和具有反讽意味的聪慧使他脸上布满了犹太人的皱纹。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奥伊扎尔融立陶宛《塔木德》学者的头脑敏锐与哈西德教徒充满激情唱颂的狂热于一身，突然眯起眼睛，唱起一首如醉如痴的歌，奋力冲破尘世的束缚。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奥伊扎尔·胡尔戴也许会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哈西德拉比，一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