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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小偷强盗。连一些西班牙朋友都会说在这里晚上自己一个人不敢出来，因为夜里吸毒贩毒者，还有小偷强盗很猖狂，明目张胆地偷窃。
“真不甘心啊！你知道我多心疼相机，还有你期待了那么久才签到的手机。我们来这里是看夕阳、拍照的，没有想到什么都没看成，就在警察局等一个小男孩写报告写了一个下午。”
我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不甘心警察这样对待我们。
树的父亲开着他那辆大车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见了落魄的我们，一下子抱住了我们，一人脸上一个吻，然后把备用钥匙给了我们。
“发生了什么？”这时，他才发问。
“我们被抢了，她的相机，我的手机，还有车子钥匙，全没有了。”
“哎呀呀，两个可怜的孩子。走，我们先回家吃饭，你开车在前面，我跟着你。”树的父亲又分别给了我们两个吻。
坐上车的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从西切斯开回巴塞罗那的路很漫长，转来转去的公路令人头晕，打开窗，左边是山崖，右边就是西切斯的大海。隐隐约约有飞机如同缓慢的流星一般划破天空，大海上星星点点，世间的一切都没有因为我们遭窃产生任何改变。
吃完了晚饭，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房间里拿出自己的手机，不断打电话给树原来的号码。树的电话是开机的，于是，我上网下载了一个追踪器，没想到没有一个能够准确定位的。
心灰意冷，我忍受不了心里那一股舒缓不出的委屈，于是和树一起出门散步。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努力争取了，还是得不到？”我问道。
“因为这个世界总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树还是一贯的冷静。
“可是，我想要争取。我初中的学校很好，可我的数学成绩进校时是个位的分数，我努力了、争取了，最后进了高级班。来到欧洲，为了我自己的专业，我争取了，后来为了巴塞罗那的实习，我争取了，最后都得到了呀。”
这时候，一辆警车开过来，下来了两个警察。一个男警察把树叫了过去，女警察拉我去了另外一边。
“你们吵架吗？”见我在哭，女警察问我。
“没有，我心情不好而已。”我回答。
“他有没有打你骂你？”
“什么？当然没有。我经历了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说道。
她好像还是不解，“什么难过的事情，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你们误会了，我们在散步。我哭是因为我想到了现实的无奈。”我擦了擦眼泪，看到树也在和男警察解释。
“什么事情？”
“我在西切斯被偷走了相机，他被偷走了手机。我觉得很难过，很无能为力，我很爱摄影，树平时也很努力攒钱从不乱花钱，破手机刚刚换了一部新的。我们去警察局报案，居然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你们西班牙的警察，都这样吗？”我说了一大通，很奇怪说完之后心情果然好多了，尽管是对一个警察说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这里小偷太多了。尤其是西切斯那里，万一以后他们找到了你们的东西呢？”
女警察看见自己说的话没有用，顿了顿，又补充说：“我也曾突然没有了很多东西，可是还会有更好的未来等着你。”随后，他们就离开了。
树向我走来。
“他们怎么会以为我们在吵架？”我问道。
“因为在这里一男一女在街上，女人哭的话，警察都会认为是男人做了什么事情，首先就是怀疑男人使用暴力，我差点就被送去警察局了，哈哈。”树回答。
第二天，树一家人按照原计划要去加泰罗尼亚的小镇度过周末，我和树说：“我不去了。”
“嗯，那我也不去了，陪你。”
树的母亲听说我不去，立刻来找我。
“怎么了？出去一起透透气，吃点好吃的，你一定会很喜欢那里的景色的。”她摸着我的肩膀，声音一如往日温柔。
“我……我不想去，我想一个人在家里看书。”我坐在写字桌前，低下头，手里拽着书本的一角，眼泪一颗颗掉下来。
“还是为了相机的事情？”
“是啊，爸爸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好想家，想回家。”我哭得更大声了。玛利亚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拥抱着我不断亲吻我脸颊。
安德里克也闻声赶来，看见我在哭，叹着气。
树到了门口把父母送走，回到我的房间。
“傻瓜，别哭了。一切会好的。”
我一个人继续坐在书桌前看书，而树就回到电脑前敲敲打打起来。
我把电脑也打开，本想发邮件但却不知怎么开头，于是上了Facebook，在那里留下一句话：“为什么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争取，结果都会失望？”好友们立即纷纷回复或发来安慰的邮件。看着他们分享自己被盗的经历，我觉得一切不过是那么平常，心情总算舒畅多了。
度假回来后，安德里克一到家就来找我，“这个，给你。”一朵新鲜绽放的花朵出现在我面前。
我心里格外的温暖，开心地点了点头。
阳光照射下，这朵花很美。
接着在客厅里，树和安德里克用加泰罗尼亚语聊了起来，隐约间我听出了几个单词“网络”“相机”“下星期”。
他们聊完后，树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我的手机没事了，重新签约了，只花了一点钱。”
“嗯。”我看着他欲言又止，微笑着。
“别难过，很快一切就像之前一样了。”
日子渐渐过去。
突然有一天，有人按铃。开门后，邮差送来一个巨大的箱子。
树也在家，好像知道是什么一样，激动地说：“拆开来看看，拆开来看看！”
打开后，出现在一堆海绵中间的是一部和原来一样的单反相机，还有一个相机包。
“我知道你喜欢摄影，不过，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钱给你买那支好镜头。我看了最便宜的网站上面的价格，等我再多打两个月工就买给你。”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呢？”我捧着相机，不知该笑还是哭。
“一半钱是我爸妈出的。”
“那，这样的话我不要，可以退掉吗？”
“我爸妈的一片心意，你快点找他们去道谢。”
我找到安德里克和玛利亚，立刻前去拥抱，“谢谢，谢谢，真的谢谢。”
回到树的房间时，他正在查银行账户。我瞥见他的账户余额。
“什么！你只有两欧元了？”我惊吓住。
“全部给你买相机了。”他说。
“我转给你相机的钱。”那些钱全是他辛辛苦苦每天起早摸黑打工赚来的，每天早上天没亮他就出门，晚上还要去上课，半夜到家闷头吃完我做的饭菜倒头就睡。
“不要，我要给你买的。哈哈，我还可以带你去吃麦当劳，买两个芝士汉堡，你一个我一个。”
琴声悠扬的巴塞罗那
圣家堂前写作
“可是，你是学电影的，况且你自己都没有相机！”
“没关系，我拍短片可以向你借嘛。”他笑着说道，“对了，还帮你装上了UV镜头，多买了一块电池，你去查看一下。”
我拿起相机，熟练地调好光和手动挡数据，“第一张照片，拍你。”
镜头里的他，高高的个子，凌乱的头发，做着鬼脸，穿着那套从爱尔兰认识时就一直穿着的睡衣。
重新回到写字台前的我，心里充满了感动。有些东西，注定是不会被抢走的，比如爱，比如相信的未来。
“树，以后我要做一个心灵富有的人，这样就没人可以偷走我的东西了。”
“像我一样吗？”
“你富有？”
“虽然现在我银行里面没有钱，可是心里充满了爱。”然后，他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幽默感而笑。
你是我的另一半
五月中旬，我回到了上海。初夏的上海已经开始有了热度，整座城市没有多大的改变，仍然车水马龙，早餐的摊头很早就摆了出来，巴士仍然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仿佛前门再上去一个，后面就会挤出来两个。
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是不平凡的一天。等待了两年半，终于到了摘牙套的日子。两年半的时间，如张爱玲所说：对于一个年轻人，足够生生世世天长地久。
医院里坐满了看牙的人，还记得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来到这里，我倔强着不肯戴牙套。可笑的是，二十岁那年，我居然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欧洲自己找了一个牙医所，为牙齿戴上了“铰链”。
终于轮到了，我张着嘴巴，医生利索地行动起来。戴了两年半的牙套居然就在这两分钟内拆下了，这一幕，是我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期待着。两年半前，我想着摘掉牙套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欣喜若狂。如今，一直向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反而不那么激动，只是平静地看着伴随了我那么久的已经弯曲了的银质锁扣，还有更扭曲的两圈钢丝。牙齿没有了重量，瞬间轻松了不少，嘴唇再也感觉不到那刺人的钢铁。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原来咧开嘴，是那么自由，那么开心。
两年半牙套妹的日子，除了一开始的自卑，领悟最多的就是再丑也要做真实的自己。戴牙套的时候，我很迷茫，但是经历这么多之后，我才醒悟，四肢健全，五官齐全，难过了能哭，快乐了能笑，活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更令人满意的事呢？
有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地铁，对面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女人，脸都变形了，眼睛一只是假的，周围人都惊恐不敢看。树在一旁说：“不要去看她，这样不礼貌，她很值得我们尊敬。”下一站到了，那个女人拄着拐杖下车，树又和我说：“这个女人之前一定伤得很重，大火或者其他大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