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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定很喜欢这位女士，因为他很高兴地告诉她说，他就要有个小妹妹了，名字叫“巴黎”。24小时后，报纸就煞有介事地刊登了这件事：3 岁的布鲁克林，已经代表贝克汉姆家正式发表—了这—消息。我们并非有意愚弄他人，那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丈夫们相对轻松，是不是？准爸爸只要尽力帮点忙，然后等待孩子降生就是了。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维多利亚要怀胎10月。我喜欢她怀孕时的模样，我喜欢知道她把我们的孩子视若珍宝，我喜欢和她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但是，做母亲的难处，男人也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我已经两次亲眼看到，维多利亚的情绪、身体、荷尔蒙，一切的一切，在怀孕期间起伏不定。
罗密欧和十电的哥哥一样，出生在伦敦的波特兰医院。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知道如何偷偷溜进医院而不被发现。我们在转弯处就停下车来，然后我就躲在车子的后部，直到走完最后几百码，到了医院的后门时，我再出来。但是孩子都各有不同之处，我不能保证一切按部就班地和上次—样。当医生告诉维多利亚，第二天早上需要做剖腹产的时候，我们着实惊慌了几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曼彻斯特连夜驱车赶去。而那一天，显而易见，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一旦你曾看到过一个孩子降临这世界，那么当另一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你在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是对我而言全非如此。当罗密欧被捧到手术室的灯光下，那种兴奋、幸福、骄傲的感觉汹涌而来，将我淹没，就像3 年前布鲁克林出生时一样，初为人父的一幕幕在重演。我挚爱维多利亚，挚爱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这个新生命，已经占据了我的心。
当美妙的那一刻还未到来，我在手术室陪伴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妈妈来照顾布鲁克林。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弟弟，是在罗密欧出生半小时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布鲁克林俯下身子，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他对罗密欧是如此温柔，如此充满爱意。他伸出手，以最最轻柔的姿势，抚摸弟弟的额头。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全无必要叮嘱布鲁克林要小心些。他虽然只有3 岁，但是已经知道罗密欧是多么可爱珍贵。他们在默默交流。我也一直想有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定会像此时我的大儿子对他的小弟弟那般爱护。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里，相互抚摩，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此时，他们的父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骄傲。
我喜欢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感觉，即使在我离家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心里。儿子们出生后，我就将他们的名字纹在后背上，上面还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他们。我父亲的身上就有3 个文身，因此，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父辈看来，这带点少年叛逆的表现。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自作主张穿耳洞带饰物。同样，14岁的时候，我在钦福德的一家珠宝店里穿了耳洞。爸爸顿时歇斯底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别人发现你带着耳环去踢球会怎么说？”
小时候，我就会不时提及自己也要文身。我一直没能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没去文身是因为我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图案。我没把它仅仅当作一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把名字纹在身上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梅尔以及她那时的丈夫吉米·古尔萨谈话，然后这个文身图案就应运而生。后来我就到这个荷兰人那里去文身。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想通过文身来表现什么。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亲人，我的妻儿，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的爱。你看到我，就看到了我的文身，看到了维多利亚和儿子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提起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我们有时把它笑称为“泡泡贝克汉姆一家”。维多利亚、我、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家里，在商店，在度假时，是相互关爱的一家人，像其他家庭一样。作为父母，我和维多利亚均从事备受注目的行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寻常。我要在观众如潮的体育馆里踢欧洲冠军联赛，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在看电视转播；维多利亚在纽约的录音棚里录制新单曲；我们两个还要匆匆登机，去泰国海滩拍摄日本商业宣传片。
在外部世界，使这个“泡泡”保持弹力的、是名气，是夹注、闲谈、摄影师及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名气一我们都知道这些一还有在报纸头条不断出现的我们的名字。而在“泡泡”里面，我们有家人、朋友和帮助我们的专业人士，对此，我们心怀感激。我也感激上帝，让我和维多利亚拥有彼此。自从相识相恋，我们有许多妙不可言的经历。这些经历会使你深信，总会有一只手，等待你去紧握。我知道维多利亚也有一样的感受。
当我初识贝克汉姆太太一漂亮时髦的辣妹时，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万人注目的明星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常常在我还不明就里的时候就在各种局势间应对周旋了。也许我在曼联的经纪人更希望我找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打扫房间、换尿布、为我准备晚饭。可是，你无法选择自己会爱上谁。当我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一一个我想与之结婚、安定生活的女子时，我顿时为之倾倒。如前所述，她因行为得体大方而闻名，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认识维多利亚的时候，她已经是名人，又因为我随后7 年的职业生涯，我们便日渐出名。我们在一起后，名气也自然大涨。
这个“泡泡”似乎日渐增大。也许迁往马德里会带来些许改变。我们将尽力低调地开始在新国家、新俱乐部的生活，这无疑是个新的历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有点故事，不是吗？就算没什么事，也会有人杜撰一些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当一切在一夜之间消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得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孩子。假如这“泡泡”越来越大，又会怎样？我们有没有想像过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女朋友，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期待的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及这些的时候，也不禁相视而笑。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喜不喜欢在公众眼睛的关注之下成长？我想，在生活的急流中，给孩子们稳定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就像父母给予我和维多利亚的一样。我知道，和我父母、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曾给予我的相比，我欠孩子们的，是我没能给孩子同样多的爱、支持和教导。
在某些方面，爱护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怀，这样做也许更容易些。毕竟，这是父母的本能。而帮助他们解决伴随着贝克汉姆一家的种种不寻常的问题，就要困难些了，因为我和维多利亚发现，这些问题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两人小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人身安全保护之中，甚至连早餐和晚饭都不能例外。我不是指那些身着醒目的制服，在机场阻拦人群的人。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目的地，那些家伙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和我们一样，要为下一项工作而奔忙。我谈论的是我们赖以信任，把自己和孩子们交与他们照顾的人，只要我们一出家门，便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安全问题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和维多利亚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并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声称这子弹给我们俩一人一颗。我依然记得，我站在台球桌旁，子弹从信封里掉落出来，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叮当作响。这不是数年来惟一的一次恐吓，但它使我心有余悸。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我回到英格兰，真正感到了恫吓与威胁，让我不知如何应付。这种遭遇前所未有，从那以后，我雇佣了贴身保镖。和其他人一样，我信任、依赖警方和我的同伴。在家中有两起意外事件一贮藏室的大门破裂洞开，屋外有陌生人徘徊。这的确使我颇为心惊。我连忙拨打999。警方十分友好和善，我的邻居也如此一莱恩第一时间冲出来，四处查看，显然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穿着铁路制服的裤子，手里拎着球棒，准备帮助我。
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