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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辅旧事》记载：秦国有“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另外，“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还有“宫观二百七十”。有宫殿就要有美女，在灭六国时，就把所有各国的美女都掳掠来放在所建造的宫殿之中。宫女总人数，据三辅旧事记载：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并且，秦始皇死后，这些宫女绝大部分都被迫殉葬。
骊山墓从秦王登基起即开始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用工七十万人修建。现在留存的墓从外围看周长2000米，高达55米。内部装修极其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并且满布机关。仅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就可看出当年修建这座陵墓的百姓负担之重。并且，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
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巿（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大兴土木？现在很多官员不都在大兴土木么？！这是传统。现在许多喊着“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劳民伤财的修建形象工程吗？甚至许多贫困县都在修建奢侈的楼堂馆所。在历史上我们提起秦帝国的建筑能有多少——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宫。长城是典型的军事壁垒，当时匈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有。灵渠是半军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证了帝国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必须要有。秦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更是国家基础性设施。
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后的地宫，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其地宫都倾注心思，何况秦始皇一代伟人？现在说阿房宫，阿房宫相当于美国的白宫、中国的中南海，标着这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房宫不仅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第一帝国的政治中枢。秦始皇将个人居所与帝国办公场所、帝国形象工程合二为一实在是明智之举，难道我们必须要求秦始皇像现在某县“公仆”一样修建了宏伟的政厅，再修建当地形象工程、个人第一居所、专攻包养情妇的山庄吗？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认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当年的寻求仙丹就是当年社会上的“科研活动”——中国发明火药的人不正是炼丹的术士吗？不是劳动人民（当时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财力从事这些）。秦始皇寻求仙丹就是为了得到长生术，与现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帝王，在焚书行动中曾命令不得烧毁关于仙书、占卜、农业（相当于现在科学技术、医疗、天文、冶金、地理、建筑）方面的书籍，这些举动无疑为中国基础化学、物理、农业、建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卷宋、唐、隋。。。第一百四十一章万古帝皇（下）
更新时间：2011…12…23
不过，据说现代考古研究，徐福确实找到了仙山。令人喷饭的是，竟是日本。
郁闷啊。
更加郁闷的又来了，那个所谓的长生不死药，很有可能是野生猕猴桃！
秦始皇倾天下之力寻找的，就是它？！
鉴于秦始皇的老家，陕西秦岭一带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产地之一，这东西只怕皇上经常用它来开胃，难怪徐福找到了“长生不死药”，也不敢归国了。
所以，徐福的求药事件，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统治者祭告天地的一种仪式。所谓“封”，是指筑土坛祭天。所谓“禅”，是指祭地，即在泰山下小山的平地上祭地。由于长期不举行这种活动，大臣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样进行，于是秦始皇把儒生召来询问。儒生们众说纷纭。秦始皇听了觉得难以实施，便斥退儒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辟车道，到泰山顶上立了碑，举行封礼。之后又到附近的梁父山行了禅礼。
之后，历史上的很多皇帝，或者头目，都到过泰山封禅，意义重大。
姬庆记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刘备给他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分别为刘封和刘禅，意义很明显了，大耳朵也是个极有野心之人。
历史上能有成就的，没有一个是笨蛋，心里明镜的很。
志向远大，可惜，时运不济。
至于什么扶不起的阿斗，在胖子来看，则有些主观了。刘禅的乐不思蜀，很可能是自保，也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与猪哥的不对付，并不一定是他脑袋不好。总之，历史这个东西，很复杂。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1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2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执行厉法。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阿拉伯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觉得阿拉伯国家执行酷刑。
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
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
秦始皇的重农抑商整场，也遭到过指责。
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
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国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步发展。
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土地情结”的批判，而脱离2000年前世纪社会情况批判秦帝国的经济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感激帝国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才会逐步产生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辽阔的疆土、产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华文化。
对秦帝国穷兵黩武最大的“罪证”就是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南征两广。然而这一切站的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
武力统一中国的选择是必然的，当时六国明确不愿意与秦合并，就像现在台湾当局一样拒绝和平统一，那么任何一个中华子民都会选择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在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也许只有60年代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蒙边境局势可与相比。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国家的安危帝国必然与匈奴开战。
帝国非常重视对匈奴的战争，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战争结果是将匈奴实力赶至漠北，帝国军队驻防长城防线。仅从战争结果看，就可以断言对匈奴战争并不是扩张战争，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否则怎么会在胜利之后、国内尚无功乱之际将30万雄师驻防长城防线呢？
至于南征两广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当年六国中以楚国最强，其势力范围兼括现在的豫、湘、鄂、川、闽、粤、赣、皖、苏、浙、贵等地区，楚亡后一部分军队指岭南顽抗，帝国军队追击将其击溃后发现南越土著对于帝国的南疆威胁不亚于匈奴，于是帝国开展了对两广地区的统一战争。40万大军在灵渠完工后，迅速得到补给并战胜敌人。至此秦帝国版图完全成形，也为后世中国版图建立雏形。
泱泱帝国，大秦天下。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秦始皇如此明智，怎么会导致帝国迅速灭亡呢？
历史偶然机会导致帝国毁灭。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几年，历史必将改写。从上面分析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