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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弦病！ �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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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3）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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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4）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