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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坐，还有谁在场。这张一清二楚的地形图把郎尼叔叔吓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送到大丰农场劳动。到了大丰农场，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个上海都在清理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去补习的人，都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阶级异己分子。朗尼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仍被留在农场里，不许将户口迁回上海，就这样，他在大丰农场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终于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岁离开上海，四十三岁回到上海，他从一个每天在头发上抹凡士林发蜡，梳派克头，到英文老师家去补课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满脸晦气的老光棍。
郎尼叔叔从来不和家里的人凑趣，就是开口说话，也好象别人都欠了他一样。维尼叔叔和范妮都知道他从来不怕败大家的兴，他就是有办法直望着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们都轻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讪，开始他们不愿意去刺激他，后来他们是不给他机会让大家都不高兴。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从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开了口。
爸爸还是不知道收声，辩解说：“你怎么这么想，那你还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辈子呢。我也没说你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来给你画一个地图，要是这些年美国没什么变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爷爷突然放下叉，对范妮说。
他找出纸和笔，开始在纸上画，曼哈顿象一个香蕉，下城象香蕉的一头，两边都是哈德森河，爷爷在上面画了一些曲线，当成哈德森河上的波浪。华尔街，南码头，格林威治村，小意大利，唐人街，下东村，象香蕉上的黑色芝麻斑一样。桌子上的人都凑过来看，爸爸和郎尼叔叔也都不说什么了。。
“You got it？”爷爷突然用英文轻轻问，他吓了范妮一跳，爷爷本来从来不说英文的。然后，爷爷换了一张纸，画了一条竖的街，“春街，”爷爷说，再画了几条横着的小街，然后又画了一条细细的竖着的街，“就是这里，维尔芬街，我刚到纽约住的NYU学生宿舍，世上的事情就有这么巧。也是你要去住的地方。”爷爷在小小的十字路口上画了一个小圆圈，表示那里就是叔公提到过的石头喷泉，日夜都不停地喷着水，“夏天的晚上，纽约也有很热的时候，开着窗子睡觉，老远的，总是听到那个喷泉在响，不习惯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下雨的声音。”然后，爷爷画了一个大大的圆，“这是华盛顿广场，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有小贩在那里烤栗子卖，香气传得老远。”
范妮又想起欧。亨利小说里写到的故事，他也写到过纽约秋天卖烤栗子的小贩。自己看过的那本欧。亨利的小说，是一本十分破旧的小说，不知道经过多少人手里翻过，才传到了范妮手里，封面早已掉了，第一页到第七页也掉了，整个书都软搭搭的，回潮的雨天里，它散发着旧东西复杂的气味。她是闻着那气味，记住了纽约的秋天沿街会有小贩烤栗子的。后来，范妮肯定又在别的美国小说里读过过这样的细节，但是在杰克。伦敦的书里，还是在马克。吐温的书里，或者是在《珍妮的肖像》里，她已经忘记了。有时这些书里会出现一个椭圆形的沪江大学图书馆的蓝色图章，那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烧书的时候，从大学图书馆流散出来的藏书。在寒冷的冬天，在垫高的枕头上，有一本外国小说看，肚子上压着一个鼓鼓的热水袋，这是范妮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有两个地铁站可以下，一个叫West 4；从那一站下，要穿过华盛顿广场，我是喜欢过华盛顿广场的，还有一站更近，叫spring street；那时候很多艺术家在那里开小店，手工做的女人戒指最漂亮。”爷爷在纸上标出来两个地铁站的位置，但是他没有提起，他之所以知道春街上的手工戒指好，是因为奶奶来看他的时候，在春街买了不少戒指的缘故。
“甄展，你其实一点也没有变，”叔公说，“我那时要去纽约看你，去接姆妈带过来的笋干，你也是画了这样一张图，给我寄过来，你记不记得。”
“你又没有用我的地图，雇了出租车来。”爷爷说，“你穿了一条白裤子，戴了一顶巴拿马草帽，爱丽丝穿了蓝色的蓬蓬裙。”爷爷说。
“叔公，你和婶婆的派头真好啊。”维尼叔叔对叔公笑，虽然婶婆早和叔公离婚了，她当年就留在美国，不肯回上海当少奶奶，但他们却一直有联系，保持着洋派学生的风度。
叔公也笑：“我也就是好看，银样蜡枪头。你爹爹才是学问好，他是在NYU都可以拿得到奖学金的好学生啊，一口文雅的英文，连我的美国同屋都说，电话里一点听不出来是个中国留学生。爱丽丝也是个欢喜读书的人，她的心气多少高啊，是美国名校的学生，就是宋家姐妹读书的那个威斯里女子学院，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她就是和甄展谈得拢，连她都说甄展的英文好。”
一直静静听着的简妮插嘴说：“那爷爷可以教我英文，肯定比我们前进学校的老师还要好。”
爷爷摇摇头说：“已经早就还给老师了，简妮。我是什么都还光了，专业也还给NYU的教授们了，就算现在我有机会回去见他们，我也没有这个面孔。”
一向沉默寡言的爷爷突然说出这么痛心的话来，让一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大家僵在桌子上。
最后，还是维尼叔叔满脸堆着不知所措的笑，一双手紧紧握着刀叉，轻声说：“爹爹，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爹爹。”
范妮将自己的肩膀缩起来，并埋下眼睛，这样让她感到舒服一点。
而简妮则瞪大了自己的眼睛，她眼睛里全是要为爷爷担当什么的勇敢，就象她考到了上海，告诉爷爷自己选择的专业的时候一样。
好在这时上主菜了。跑堂的将白色的大盘子重重顿在桌上。即使是红房子，也已经不懂该将食物轻轻放在客人面前。一连三份烙蛤蜊使得满桌都散发出加了奶酪的熟蒜茸微臭的香气。别桌上的客人都朝范妮家的桌子上看。
叔公说，居然烙蛤蜊的样子和味道都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味道淡了点，“大概我舌头上的味蕾死得差不多了吧。”叔公说着，远远地拍了一下范妮的胳膊，“好好抓紧机会享受人生啊，人老了以后，什么都不太有意思了。我最欢喜看那些在麦当劳里工作的年轻人，动作快，声音响，那就是美国，就是年轻啊。”
爸爸妈妈点的是葡国鸡，那是他们在离开上海时匆忙举办婚礼时，在红房子西餐馆吃过的菜。范妮和简妮都不敢点鸡，在西餐馆里吃鸡，不可以用手，要用刀叉，一点一点与鸡骨头上的肉斗争，实在太累了。范妮点的也是烙蛤蜊，简妮点的是炸猪排，在新疆的家里，妈妈也常做炸猪排吃，家里也特地备着刀叉，这是简妮最会吃的西餐主菜，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佐餐的就是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说不光的霞飞路，小开家的家庭舞会，自己有一支吉他乐队的，沙球和吉他，红房子西餐馆里的法国大菜，《Moon river》，《around the world》，那都是他们开家庭舞会时听到的唱片，也是他们被发配到新疆的理由。简妮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个上海人，会对红房子西餐馆陌生，只是她今天不想出一点差错，宁可保守。可爸爸妈妈居然可以用笨重的刀，把鸡块上的肉都剔干净，吃得有模有样，一丝不乱。他们俩坐得笔挺的，手肘贴着自己的身体，掌刀的那只手腕轻轻动着，鸡块上的肉就被老老实实地卸下来了。他们粗大的手和郎尼叔叔一样，与他们文雅的吃相不般配。让范妮不得不暗暗服气的是，即使他们的手因为长期的体力劳动变成了这样，即使他们的口音里有那个陌生的“ou”，他们吃起东西来，还是没有走样。甚至，比自己姐妹的样子还要好。
郎尼叔叔点的是红烩小牛肉，他用叉点了点范妮面前的黑胡椒瓶，说：“拿伊pass过来。”范妮就把那小玻璃瓶给郎尼叔叔递了过去。在长桌子上的灯光下，范妮看到自己的手背是那么细白。她垂下眼睛，并不看郎尼叔叔的脸，她认为郎尼叔叔的声音是生硬而且有敌意的。郎尼叔叔粗大的双手象榔头一样，重重地吊在手腕上，那是大丰农场砖瓦厂的纪念品。他要的红烩小牛肉其实一点也不合适他，他的牙齿因为长期的牙周炎，已经坏了一大半，回上海以后装了假牙，天天晚上，他要从嘴巴里取出假牙来，放在水里泡着，象爷爷一样。但他还是坚持要不好嚼的牛肉，那种牛肉就是切得再小，他的牙齿也对付不了。老光棍的脾气一定是别扭的，不光难为别人，也同样难为自己。那时，范妮这么想。
维尼叔叔要的主菜也是烙蛤蜊，他细长的手指尖尖地伸过去，轻轻扶住坐在小凹档里的半个连壳蛤蜊，将淡黄｜色的蛤蜊肉从撒了大蒜茸的汁汤里叉住，剥出来，再裹起一些蒜茸来，放进嘴里。他的小指头微微向上翘着，象女人一样柔和。他也是瘦长高大的，脖子上有一颗淡咖啡色的痣，显出白皙的皮肤。见范妮望着他，他体贴地劝道：“就是吃不下，也多少吃一点。范妮，你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上海呢。”
“维尼叔叔，你的吃相也好看。”范妮说。
维尼叔叔对着范妮笑，范妮知道维尼叔叔最喜欢别人说他好看，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好看东西的人。就是维尼叔叔在里弄生产组里绕铜丝线圈，只挣几十块钱工资的时候，他的画图朋友到家里来玩，也一定要去大一点的烟纸店，买细长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来招待朋友，因为它有与中国香烟不同的样子。在范妮小时候，上海的男人都剪一模一样的平顶头，或者留得略长，修成三七分。而维尼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头发修成象甲虫一样，圆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