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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来看，”他说，“尼罗河附近的墓穴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蜣螂家族的木乃伊，都处于存活状态？”
“这是毫无疑问的，”伯爵回答。“所有碰巧被活着制成木乃伊的人，便会继续活着。甚至还有一些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的人，由于制作者的疏忽，可能现在还被留在墓穴里。”
“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我说，“您说的‘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是什么意思？”
“愿意效劳。”那木乃伊从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回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冒昧地直接向他提问。
“愿意效劳，”他说，“在我那个时代，人类的一般寿命大约是八百年。除非因为极其罕见的意外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而活到一千岁以上的人也寥寥无几，八百岁被看做是正常的寿命。在发现了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之后，我们的哲人想到，如果把这自然的寿命分成几段来活，就可以满足我们可嘉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的进步。确实，从历史学来说，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学家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可以倾注大量心血撰写一部作品，然后让人把他精心制作成木乃伊，并事先向制作者交代清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比如五六百年吧——之后使他复活。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他恢复了生命，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伟大著作已经变成一种供人随意涂抹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群群恼羞成怒的评论家们发表种种互相矛盾的推测、批评和人身攻击的文学角斗场。这些以注解、校订等名目出现的推测，对原文进行大肆的围攻和歪曲，声势浩大，喧宾夺主，以至于作者必须打着灯笼寻找他自己的文章。等终于找到，却总是发现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寻找。历史学家把作品重新写过之后，他的使命还要求他立刻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着手纠正后世关于他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讹传。这种重新撰写和亲自纠正的工作，由一位位哲人身体力行，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历史退化为纯粹的无稽之谈。”
“请原谅，”波诺纳医生插言道，伸手轻轻按住埃及人的胳膊，“请原谅，先生，我是否可以打断您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停住话头，回答道。
“我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医生说，“您刚才说历史学家亲自纠正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说。我请问您，先生，一般来说，这些秘传中有多大成分是正确的呢？”
“这些秘传——您用的这个名称非常贴切——通常和未经重写的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处不是大错特错、荒谬不经的。”
“不过，”医生继续说，“既然从您下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五千年，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暂且不说传说——肯定对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人类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您大概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距您生活的时代只有短短的一千年。”
“先生！”奥拉米斯泰鸿伯爵说。
医生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又附加了许多解释，才使那位外国人理解了他的意思。最后埃及人迟疑地说道：
“我必须承认，您提到的观点是我前所未闻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我所知，从未有人产生如此怪诞的念头，居然会想到宇宙（或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有着一个开端。我记得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一个喜欢思虑的人隐隐约约提到过人类的起源，正是这个人说起过你们所使用的‘亚当’（或曰‘红土’）这个字眼。不过，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指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就像一千种低等生物的生长方式一样）——我是说，自然生长出人类的五大群体，他们在地球上五个各具特色而又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生长出来。”
听到这话，我们大家都耸了耸肩膀，其中一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额头。西里·白金汉先生轻蔑地先是瞟瞟奥拉米斯泰鸿的枕骨，继而又瞟瞟他的前头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那么久，再加上如您刚才所说，有时还把寿命分成几段来活，这想必非常有助于知识的普遍发展和积累。因此在我看来，古埃及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具体科学上都大大落后于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只能是因为埃及人的头骨异常坚硬的缘故。”
“我必须再次承认，”伯爵谦和有加地回答，“我有些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些具体科学？”
我们所有的人争相发言，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大量骨相学的假设和动物磁力学的奇迹。
听我们说完之后，伯爵讲了几则轶事使我们明白，在埃及，高勒和斯波尔塞姆的原型早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远古时期就经历了兴盛和衰落。梅斯梅尔的花招比起底比斯的学者所表演的真正奇迹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儿戏，他们能变出跳蚤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时我插嘴询问伯爵，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否计算出日食。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们能够做到。
我有点气馁，但马上又开始向他提出一些有关天文学知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中间那位一直没有开口的同伴悄悄对我耳语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好去看看托勒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天知道托勒密是何许人也）的作品，以及普卢塔克（普卢塔克（约46—119后），希腊传记作家。）的月相说。
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