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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身一人，完全是孤身一人。于是我蜷伏在一株绿树下，在它那茂密而阴森的枝干中将我自己整个儿藏了起来。我等待着，紧贴着树干就像一个失事海船上的人紧抓着船板。
天色相当昏暗的时候，我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开始轻柔地走着，慢慢地、无声无息地走着，穿过那满是死者的地方。我四处走动了很长时间，但是却再也找不到她的坟墓。我继续走着，伸着胳膊，用双手、双脚、双膝，用我的胸，甚至用我的头在坟墓上敲击着，可是却没能找到她。我像一个盲人在摸索着路。我触到了石头、十字架、铁栏杆、金属花圈和凋谢了的花圈！我用手指摸着字母，分辨着墓主的名字。这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这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我再也不能找到她！
没有月亮。这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我吓坏了，在两排坟墓之间那些狭窄的小径上，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坟墓！坟墓！坟墓！除了坟墓什么也没有！我左边，我右边，我前面，我四周，到处都是坟墓！我坐在一座坟墓上，因为我再也走不了啦，我的膝盖全软了。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还听见了其他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一种乱哄哄的、难以名状的声音。这声音在我头脑里，在深不可测的黑夜里，还是在神秘的土地下面？这土地里满是人的尸体。我朝四周看着，但是我看不见自己在那儿停留了多长时间；我恐惧得动弹不了，吓得浑身发冷，想大喊，想去死。
突然，我正坐着的那座坟墓上的大理石板似乎在动。它肯定在动，好像被举了起来。我一下子跳起来，跳到隔壁的坟墓上，我看见，是的，我清楚地看见我刚离开的那块石头垂直立了起来。接着，死人出现了，那是一具裸体的骨架，用它弯着的脊背把石头朝后推。我相当清楚地看见了它，虽然夜是如此黑暗。在十字架上我能看见这样的字句：
雅克·奥利文特在此安息，他五十一岁去世。他爱他的家庭，为人善良而诚实，上帝仁慈地把他召回了。
那个死人也在读刻在墓石上的字句。然后，他从小径上捡起一块石头，一块小小的、尖角的石头，开始仔细刮擦那些字母。它慢慢把它们抹去，然后，它用两只空洞洞的眼眶，看着曾刻有那些字句的地方。接着，他用那曾是食指的骨头尖，用发光的字母写着，就像男孩子们用摩擦火柴的尖头在墙上写的那些字行：
雅克·奥利文特在此长眠，他五十一岁去世。他的冷酷无情加速了其父的死亡，因为他希望继承其父的财产；他折磨自己的妻子、孩子，欺骗他的邻人，抢夺每个他能抢夺的人，他穷困潦倒地死去。
写完以后，这个死人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他的作品。我回转身看见所有的坟墓都打开了，所有的死人都从里面出来了，所有的人都擦掉了他们的亲戚刻在墓石上的字句，代之以真实的情况。我看见所有人都曾折磨邻人——恶毒、欺诈，伪君子、撒谎者、流氓无赖、造谣诽谤者，爱嫉妒；他们曾经偷窃、欺骗，干下了种种可耻的、可恶的勾当。这些好父亲，这些忠实的妻子，这些孝顺的儿子，这些贞洁的女儿，这些诚实的商人，这些被称作完美无瑕的男人和女人。在他们永恒安息之所的门槛上，所有人同时写下了真实情况，可怕而神圣的事实，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事实。
我想她必定也在她的墓石上写下了什么；现在，我在那些半开的棺材中间，在那些尸体和骸骨之间毫不畏惧地跑着，我向她跑去，我当然应当马上找到她。我不用看见她的脸就立即认出了她，她的脸被裹尸布盖住了。在大理石十字架上，我不久以前读到的是：
她爱过，被爱过，死去了。
现在我看到的是：
她欺骗自己的情人，有一天冒雨去会别的男人。她得了感冒，死去了。
他们在黎明时找到了我，我那时正躺在坟墓上，不省人事。
詹颂译
10．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美国〕欧·亨利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他们用爵士乐曲调唱着流行曲“家，甜美的家”；全部家当用硬纸盒一拎就走；缠缘于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拐杖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这一带有成百上千这种住客，这一带的房子可以述说的故事自然也是成百上千。当然，它们大多干瘪乏味；不过，要说在这么多漂泊过客掀起的余波中找不出一两个鬼魂，那才是怪事哩。
一天傍晚擦黑以后，有个青年男子在这些崩塌失修的红砖大房中间转悠寻觅，挨门挨户按铃。在第十二家门前，他把空当当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然后揩去帽檐和额头上的灰尘。门铃声很弱，好像传至遥远、空旷的房屋深处。
这是他按响的第十二家门铃。铃声响过，女房东应声出来开门。她的模样使他想起一只讨厌的、吃得过多的蛆虫。它已经把果仁吃得只剩空壳，现在正想寻找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充空间。
年轻人问有没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她的声音从喉头挤出，嘎声嘎气，好像喉咙上绷了层毛皮。“三楼还有个后间，空了一个星期。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线微光缓和了过道上的阴影。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脚下的地毯破烂不堪，可能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它好像已经植物化了，已经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茂盛滋润的地衣或满地蔓延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一直长到楼梯上，踩在脚下像有机物一样黏糊糊的。楼梯转角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它们里面也许曾放过花花草草。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壁龛里面也许曾放过圣像，但是不难想象，黑暗之中大大小小的魔鬼早就把圣人拖出来，一直拖到下面某间客房那邪恶的深渊之中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说，还是那副毛皮嗓子。“房间很不错，难得有空的时候。今年夏天这儿还住过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哩——从不找麻烦，按时提前付房租。自来水在过道尽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她们演过轻松喜剧。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也许你听说过她吧——喔，那只是艺名儿——就在那张梳妆台上边，原来还挂着她的结婚证书哩，镶了框的。煤气开关在这儿，瞧这壁橱也很宽敞。这房间人人见了都喜欢，从来没长时间空过。”
“你这儿住过很多演戏的？”年轻人问。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我的房客中有很多人在演艺界干事。对了，先生，这一带剧院集中，演戏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住。到这儿来住过的也不少。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他说他很累，想马上住下来。他点清了租金。她说房间早就准备规矩，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房东走开时，——他又——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有个姑娘——瓦西纳小姐——埃卢瓦丝·瓦西纳小姐——你记得房客中有过这人吗？她多半是在台上唱歌的。她皮肤白嫩，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金红色头发，左眼眉毛边长了颗黑痣。”
“不，我记不得这个名字。那些搞演出的，换名字跟换房间一样快，来来去去，谁也说不准。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不。总是不。五个月不间断地打听询问，千篇一律地否定回答。已经花了好多时间，白天去找剧院经理、代理人、剧校和合唱团打听；晚上则夹在观众之中去寻找，名角儿会演的剧院去找过，下流污秽的音乐厅也去找过，甚至还害怕在那类地方找到他最想找的人。他对她独怀真情，一心要找到她。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环绕的大城市一定把她蒙在了某个角落。但这座城市就像一大团流沙，沙粒的位置变化不定，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层的细粒到了明天就被淤泥和粘土覆盖在下面。
客房以假惺惺的热情迎接新至的客人，像个暗娼脸上堆起的假笑，红中透病、形容枯槁、马马虎虎。破旧的家具、破烂绸套的沙发、两把椅子、窗户间一码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烫金相框、角落里的铜床架——所有这一切折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之感。
房客懒洋洋地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客房则如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套间，尽管稀里糊涂扯不清楚，仍然竭力把曾在这里留宿过的房客分门别类，向他细细讲来。
地上铺了一张杂色地毯，像一个艳花盛开的长方形热带小岛，四周是肮脏的垫子形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用灰白纸裱过的墙上，贴着紧随无家可归者四处漂流的图片——“胡格诺情人”，“第一次争吵”，“婚礼早餐”，“泉边美女”。壁炉炉额的样式典雅而庄重，外面却歪歪斜斜扯起条花哨的布帘，像舞剧里亚马逊女人用的腰带。炉额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物品，都是些困居客房的人在幸运的风帆把他们载到新码头时抛弃不要的东西——一两个廉价花瓶，女演员的画片，药瓶儿，残缺不全的扑克纸牌。
渐渐地，密码的笔形变得清晰可辨，前前后后居住过这间客房的人留下的细小痕迹所具有的意义也变得完整有形。
梳妆台前那片地毯已经磨得只剩麻纱，意味着成群的漂亮女人曾在上面迈步。墙上的小指纹表明小囚犯曾在此努力摸索通向阳光和空气之路。一团溅开的污迹，形如炸弹爆炸后的影子，是杯子或瓶子连同所盛之物一起被砸在墙上的见证。穿衣镜镜面上用玻璃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名字“玛丽”。看来，客房留宿人——也许是受到客房那俗艳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