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衣服。一个干涸的池子，以前曾经是喷泉，有几株果树，参差不齐，未加修剪，表明这个地方过去曾是一个宜人的、绿树成荫的憩息之所，满是果树和花朵，还有轻柔悦耳的水声。
宅子很宽敞。一间相当轩敞的门厅通往一个宽大的螺旋式楼梯，这楼梯从它的中央盘旋向上，各个房间的面积也都很大。它是大约十五或二十年前由a先生建造的，a先生是纽约的一个著名商人，五年前，他以一桩惊人的银行欺诈事件震动了商界。人人皆知，a先生逃到了欧洲，不久绝望而死。就在他死亡的消息传到这个国家并且被证实以后，几乎立即在第二十六街上就有传闻说：某号闹鬼。
前房主的寡妻被依法逐出了，只有看守房子的人和他妻子住在里面。房子落到了房屋经纪人手里，经纪人把他们安置在那儿，想把房子出租或是卖出去。这些人宣称他们被奇怪的噪音所困扰。门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打开了，剩余的家具散放在各个房间里，夜里却被看不见的手一件一件堆起来。看不见的脚大白天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伴着看不见的丝绸衣服的窸窣声，看不见的双手沿着结实的栏杆滑动。
看守房子的人和他妻子宣称，他们不愿再在那儿住下去了。房屋经纪人笑着把他们解雇了，让其他人代替他们。噪音和超自然现象还在持续着。邻居抓住这个说法，于是宅子三年都没有人住。几个人来谈买房子的事，但是，不知怎么他们总是在成交以前就听到那些不愉快的流言，于是就拒绝将交易往下进行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女房东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她要租下第二十六街某号的这幢宅子。她那时在布里克街经营寄宿公寓，想移到更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去。恰好她的公寓里有一帮相当勇敢而达观的房客。于是，她把自己的计划摆在我们面前，把她所听到的有关这幢宅子闹鬼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全给我们讲了，说想让我们搬到那儿去。除了两个胆怯的人——一个海船船长和一个回国的加利福尼亚人，他们立即通知房东说自己要走，莫法特太太的所有房客都宣布，他们会陪她一起搬进这幢闹鬼的宅子，她的这次搬迁颇有武士风范。
五月份，我们搬了家，我们被自己的新居迷住了。我们的宅子位于第二十六街，在第七和第八大道之间，是纽约最宜人的地段之一。宅子后面的花园，向下几乎延伸到哈德逊河，夏天成了一条草木葱茏的大道，完美无缺。这里空气纯净，令人精神振奋，风从威霍肯高地直掠过哈德逊河，拂面而来。甚至就是围绕着宅子的那个花园，虽然树木参差不齐，在洗衣的日子里拉了太多的晒衣绳，也还能给我们一块绿色的草坪，供我们欣赏，并且在夏日的夜晚提供一个凉爽的憩息之地。我们在暮色中吸着雪茄，看着萤火虫在长草上闪着它们光线微弱的灯笼。
自然，我们一在某号的这幢宅子里安顿下来，就开始期待鬼怪来临。我们绝对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它们到来。我们晚餐的谈话是关于超自然现象的。有一个房客买了一本克洛太太的《大自然之夜》，供自己私下消遣，他被全体房客视为公敌，因为他只买了一本而不是二十本。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日子过得极其悲惨。一个间谍系统建立了，而他就是受害者。如果他不小心把书放下一会儿，离开房间，那本书立即就被人抓走，在某个秘密的地方向少数几个特选出来的人大声朗读。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因为有人透露我对超自然现象相当精通，还曾写过一个故事，而那个故事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幽灵。如果我们聚在大起居室的时候，一张桌子或是一块墙面镶板碰巧弯了，大家就会立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准备马上听到链条的叮当声，看到一个幽灵的形象。
在一个月的心理激动之后，我们被迫极其失望地承认，没有一件哪怕有一丁点儿接近超自然的东西露过面。一次，那个黑人男管家声称，他正准备脱衣服上床睡觉的时候，他的蜡烛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吹灭了。但是，因为我不只一次发现这个黑绅士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那就是一支蜡烛在他看来显得像是两支蜡烛，所以，我认为，可能他喝得更过了一点儿，于是事情可能就倒过来了，当他应当看到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却一支也没看到。
当时事情就是这样，可是，忽然发生了一件事，它发生得那么可怕，那么费解，一记起这件事，我的理智就陷入混乱。
那是7月10日。晚餐以后，我照例和我的朋友哈蒙德大夫去花园，我抽着烟斗。我和大夫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精神上的共鸣，我们是被一种恶习连接在了一起。我们都抽鸦片。我们知道彼此的秘密，并且尊重它。我们一起享受着那美妙的浮想联翩的时刻，那种不可思议的感知力的增强。我们似乎与整个宇宙息息相通，那时我们体验到存在的那种无限的感觉——简而言之，那是不可思议的精神上的至乐，即使为了王位，我也不愿意舍弃它，而那种感觉，我希望你，读者，决不——决不要去体味。
我和大夫一起秘密地享受吸鸦片的快乐的时刻是被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所规定着的。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吸着这种天堂之药，我们并不让我们的梦想纯任偶然。吸的时候，我们小心地掌握着我们的谈话，使它沿着光明而平静的思想渠道前进。我们谈到东方，努力回忆它那明丽而神奇的景色。我们批评那些最能激发美感的诗人——那些诗人把生活描绘得健康、鲜艳，洋溢着激情，因为他们拥有青春、力量和美，生活在他们笔下充满欢乐。如果我们谈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我们对阿丽尔恋恋不舍，却避开凯列班。就像袄教徒，我们把脸朝向东方，只看见世界光明的一面。
我们对于思想轨道这种有技巧的粉饰在接下去的想象中涂上了一种相应的色调。阿拉伯仙境的华丽光芒渲染着我们的梦想。我们在那条狭窄的草地上以帝王般的步履和姿态慢步。当他紧靠着那株粗糙的李树的树皮时，鸟儿的歌声听起来就像天才音乐家唱出的旋律。房屋、墙壁和街道就像雨云一样消失了，不可思议的辉煌灿烂的景色在我们眼前伸展开来。这是一种热烈的友谊。我们更为圆满地享受着那种巨大的喜悦，因为，即使在我们最欣喜若狂的时刻，我们也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我们的愉悦，在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双份的，以一种音乐的节拍振动着、应和着。
就在出事的那个夜晚，7月10日，我和大夫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超自然的情绪状态。我们点燃了各自的巨大的海泡石烟斗，装满上好的土耳其烟草，在它的中心点燃一小块黑色的鸦片，那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小坚果，在它那小小的果壳里，盛着帝王都体验不到的奇迹。我们来回踱着，交谈着。一种奇怪的反常情况主宰着我们的思想之流。
我们的思想之流不愿意沿着阳光照耀的渠道流淌，虽然我们努力想使之转向，流进这个渠道。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思想之流经常岔入黑暗而孤独的河床，那儿持续不断地孕育着忧郁和消沉。按我们的老方式，我们全身心投入到东方的海岸上，谈到它快乐的集市，哈朗时代的辉煌，后宫和金色的宫殿，但这些都是徒劳。黑色的恶魔不断从我们的谈话深处浮起，膨胀扩张着，就像渔夫从铜瓶里放出来的那个，直到它们把一切光明的东西都从我们的视野中破坏殆尽。我们不知不觉地屈服于这种影响着自己的神秘力量，沉溺于忧郁的思索之中。我们已经谈了一会儿人类头脑易于倾向于神秘主义，还有对于恐怖的几乎是普遍的爱好，突然，哈蒙德对我说：“你认为恐怖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很多事情是恐怖的，我知道。在黑暗中绊在一具尸体上；或者，就像我有一次经历过的，看见一个女人沿着一条深而湍急的河漂下来，手臂狂乱地挥舞着，一张面朝上的脸极其骇人，她往下漂着，发出让人撕心裂肺的尖叫，而我们，这些旁观者，站在窗前，僵住了，我们的窗子高踞在河上，离河有六十英尺，不能做出一丁点儿努力去救她，只能默默地看着她临终前的极度痛苦，看着她消失；突然遇到一条碎裂的失事海船，上面看不到一个活物，在海上无精打采地漂着，这也是一件恐怖的物体，因为它暗示着一种巨大的恐怖，它恐怖的部分被掩盖住了。但是现在我第一次忽然想到，必定有一种巨大而支配一切的恐惧的体现——恐怖之王，其他一切恐怖都必须臣服于它。它会是什么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存在？
“我承认，哈蒙德，”我回答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必定有某种东西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更恐怖。但是，我对它做不出哪怕是最模糊的界定。”
“我有点儿像你，哈里，”他答道：“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体验一种比人类头脑所能构想出来的更为恐怖的东西——某种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矛盾的元素的结合，一种令人恐惧和不自然的结合。布罗克登·布朗的小说《恐怖国》是可怕的；布尔沃的《扎诺依》里的《门槛上的居民》也是；但是，”他忧郁地摇着头，补充说，“有某种东西比这些还要恐怖。”
“我说，哈蒙德，”我又答道：“让我们丢下这种话题，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会为此受苦的，你瞧着吧。”
“我不知道自己今儿晚上是怎么了，”他回答说：“我的脑子老是转着所有古怪而可怕的念头。我觉得自己今晚似乎能写一个像霍夫曼那样的故事，如果我掌握了一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技巧的话。”
“噢，如果我们想让谈话有霍夫曼风格，我就回去睡觉了。鸦片和噩梦永远都不应当弄到一起。天气多闷热啊！晚安，哈蒙德。”
“晚安，哈里。祝你做个好梦。”
“祝你这个忧郁的家伙梦到恶魔、食尸鬼和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