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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端着盘子走进卧室时，她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刚刚在厨房里喝了一杯有镇静作用的红酒，她给伯尼也倒了一杯，为的是给他提提精神。伯尼愧疚地望着卢。
“是他们。”
“谁？”
“国际搬运公司。”
“好啊。”
“不好。我们明天还有一个。”
“什么？”
“明天我们还得干掉一个。明天，下午，温布尔登路。”
“哦，伯尼。”卢差点没把托盘扔到床上，“你没跟他们说你病了吗？”
“没有。”他有点局促不安。
“伯尼，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我不能对他们那么说。这像什么样子呢？现在是忙季。”
“别老跟我说什么忙季。”
“不要大喊大叫嘛，卢。”伯尼温和地说，“听话，帮我们一次。”
“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她严肃地说，“你也知道周三我要和罗斯一起去跳韵律操和打牌。”
“你就不能推掉一次吗？”
“不，我不能，伯尼。那是最后一次。”
不过，卢自己知道，那根本不是最后一次。伯尼也明白。他们俩都知道，只要几杯酒下肚，卢就乖乖听话了。
“有个麻烦，得去一次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伯尼说。
“干吗？”
“要把名单拿出来，还得收拾一下该带的东西。”
伯尼花了半天时间对卢解释和说明情况，结果第二天早上卢就来到了国际搬运公司所在的那幢大楼前。这是幢建在河边，单薄又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它很不协调地夹在洁净明亮的赖斯·克里斯皮斯新式的纸盒似房子中间。那些房子里住的都是些嬉皮士和丁克家庭，也不知他们现在把自己叫做什么。反正这幢楼看起来就像个被铁栅栏围住的肥婆娘。
卢来到底楼大厅，看了看楼层指示牌。国际搬运公司在六楼。其他那些公司好像都是搞货运的。卢乘着那部呼哧作响的小型木质电梯上楼的时候，还在思考着那些货运公司是干什么的。她不停地劝自己镇静，却收效甚微。
国际搬运公司是六楼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朴素的木质门板上镶着块毛玻璃。有块掉了漆的黄色告示牌被透明胶带勉强粘在污迹斑斑的窗玻璃片上：“请按门铃，然后敲门。”上面写道，“如果没有反应，请在下方留言。”
卢没发现有门铃可按，所以她敲了敲门。屋里没反应，于是她扭动那个已经生锈了的铜把手，走了进去。
办公室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灰尘满地，家具稀少。除了几把椅子和一排文件柜之外，唯一算得上家具的就是一张又大又旧的桌子。桌后坐着一个清癯的中年人，穿着一套浅黑色的三件套西服，戴了副双光眼镜。就像房间和内部其他摆设一样，他看起来没精打采、灰头土脸。他前面的桌子上摆着块上过漆的木板，上面写着“巴特里斯先生”。就像在银行里一样。
他说：“有事吗？”并从镜片后打量了一下卢。“能为您效劳吗，年轻的女士？”
卢喜欢他的彬彬有礼和他那温和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但马上意识到对方肯定误以为她在寻找货运公司。
“我是代表伯尼来的——伯尼·伍兹。我是伍兹太太。”她加了一句。
巴特里斯先生忧虑重重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卢发现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灰的。
“噢，”他说，“很意外啊。能否请问，为什么伯尼·伍兹先生无法亲自前来呢？”
关于这个，她和伯尼已经讨论很久了。
“周期性偏头痛，”卢说，“是周期性偏头痛。今天早上突然发作的。他现在非常难受。”
他噘起嘴，颇为理解地点了点头。
“啊，周期性偏头痛。是啊，我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犯。”
他又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下卢。卢猜想肯定有许多人都觉得巴特里斯先生变幻莫测，甚至有点可怕。
“那么，”他说，“没事了。”他坐直了身子。“我相信你，尽管伍兹先生的周期性偏头痛不会影响他……”
“哦，不是，”卢急忙说，“他正在好转。他已经服了药。今天下午他就能痊愈了。”
她跟伯尼对此也早有准备。
“那我就放心了。好吧，你有东西要给我吧。”
卢走上前，递上了藏在身后的那个沉重的吉非大封套，里面装着全部的名单和消音器。她把封套放在桌子上。巴特里斯先生做了一个不显眼的细小动作，封套就不见了，就像在表演近台魔术一样。
作为交换，他给了卢三个信封。一个很重，卢估计里面装的是名单。第二个又小又厚实，卢知道，里面是钱。第三个又轻又薄，里面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人物，时间，地点。
卢收好了三个信封，把它们装进了包里。
“就这样吧，”她说，“很高兴认识您。”
“当然，”巴特里斯先生说，“非常愉快。请转告伍兹先生，并确切地转述我的话，不要虎头蛇尾。”
“我会的。”卢说，可她却一点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待在家里怎么就是虎头蛇尾了呢？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巴特里斯先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再见！”卢说。
“哦，好的，”巴特里斯先生说，“再见。”他的灰眼睛一直目送卢离开。
在回公寓的路上，卢买了几份日报的副刊和《标准报》的早报。她坐在咖啡馆里，将这些报纸通查了一遍。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西边旅馆里发生残酷谋杀的报道。奇怪。
她坐着看伯尼吃午饭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清理工。”伯尼说。
“干什么的？”
“清理工。他们有一帮清理工。我去做掉目标，清理工收拾现场。你看，都是专业人士。分工明细。”他还解释了虎头蛇尾的含义。卢有点不耐烦。如果他们想让你盯梢，为什么不直接说盯梢而要说在房子周围兜圈呢？
至少，在离开之前，卢还有时间便匆忙地打扫了一下公寓——虽然仅仅是草草地搞了一下，但她还是用吸尘器清洁了地面，给房间通了风，换了床罩，马马虎虎掸了一下灰尘。等伯尼康复以后，卢会彻彻底底地打扫一下房间的。
做完这些，她离开家准备到温布尔登路去。
“东西都带齐了。你今晚想吃点儿什么？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有点儿鳕鱼吃就好了，”伯尼说，“弄点儿欧芹汁鳕鱼吧。”
卢拎起手袋和那包干洗过的衣服，她想把幸运随身携带。
路面车辆稀少，中午拥堵高峰早就过了，卢一路畅通地驶到了温布尔登路。在一条栗子形的行人小道上，有幢双面朝向的维多利亚式红砖房子，埃伦伯格先生就住在里面。
卢四点三十分到达目的地。埃伦伯格先生独自在家，没想到卢会突然到来。这样倒好，没有什么虎头蛇尾可言了。
她离开的时候没看见什么人，只有一辆英国电信的货车在卢驾车离开的时候慢慢地开过来。那个司机跟他的乘客一样，都是肤色黝黑的。
“分工明确，”卢说，在嘴里玩味着这个词的意韵。“这个词真的很特别。”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卢开了不少眼界，又见了几次巴特里斯先生。伯尼身体里的病毒显然很顽固，他有几次似乎快要康复了，可病情却再度恶化。
忙季。她一次次对自己说。周五她做掉了一个伊朗人，这个任务毁了她原本制定好的周末购物计划，随后她整个周末都忙着在多金路“做事”。虽然她从没去过那儿，但她对有机会去感受清新的乡村气息很是感激，以前伯尼常把业余时间贡献给“工作”，卢真的很反感。
接下来的周一，卢做掉了个俄罗斯人，或者说是她那么觉得；因为他的呼吸里明显有小黄瓜的味道。周二下午，又有个住在帕丁顿旅馆的台湾人等着她去做掉。至少他说自己是台湾人，但卢觉得他的长相和语调都像苏格兰人。实际上，他就是个苏格兰人，巴特里斯先生那通常无懈可击的指挥全都见了鬼。但这也没什么，因为她在做掉那个所谓台湾人的时候，那个男人踉踉跄跄地向后倒，撞上了旅馆房间的窗户，一头栽了出去，从五楼垂直摔到了大街上，而且正好摔在那个真正的台湾人头上，他刚饱餐一顿回来，就被当场砸死了。
巴特里斯先生第二天拿回名单时，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卢说：“台湾人的事干得不错。但是请转告伍兹先生，不要别出心裁。简单点就好了。上次的事后患无穷啊。”
卢听不懂。她只知道自己做掉的是537房里的人。巴特里斯先生注意到了她的困惑，就向卢解释了房间号码弄错的事情。错误是由通讯的偏差引起的。这种事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伯尼和卢商量决定，卢代替伯尼去办公室的最佳借口就是出于安全考虑。“掐断线索，”卢说，“就像间谍小说里写的那样。”巴特里斯先生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我们应该早想到这点的。”他说。
其实，他自从第一次见过卢之后就变得和蔼不少了。甚至会拿出他那只脏兮兮的速溶咖啡盒子为卢冲上一杯咖啡。现在，只要卢一来，巴特里斯先生就会站起身来，看着卢就座。交换完名单和物品之后，他还会跟卢闲聊上十分钟。卢对此很是感激，因为她能体谅巴特里斯先生所受的压力和一切。
他向卢解释了忙季的原因。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有的时候某些组织就是想剔除几个蹩脚货，他说。
“你看，就像是锯掉烂木头。在某种情况下，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仅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办法。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因为某些东西热血沸腾的。这完全是自发的。我们只能处理。而且有了像伍兹先生——伯尼——这样高素质、有才能的人，我们就处理得很好。”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望着卢，并对卢微笑着。
卢觉得很温暖，而且有那么点自己人的感觉。但她不得不将咖啡一饮而尽，因为她必须准时赶到加特维克。巴特里斯先生目送卢走到门口。
“请代我向伯尼问好。”他说，“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