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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而我也由‘abbots’、‘archery’、‘armour、‘architecture’抄到了‘attica’，希望努力一点能在不久之后就达到字母‘b’。大页纸花了我一些钱，而我所抄写的东西已几乎堆满一个书架。然后突然地整件事情就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先生，就在今天早上。我像平常一样十点钟去工作，但是，门是关的，而且上了锁，门板中间用图钉钉了一块方形的小纸板。就是这个，你可以自己看。”
他拿起一块白纸板，大约有一张笔记纸那么大，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俱乐部
已宣告解散
一八九〇年十月九日
福尔摩斯和我检视了这个简短的布告，以及布告后面那张悲哀的面孔，对这整件事情的滑稽之感完全盖过了其他想法，我们两人忍不住突然爆出一阵大笑。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这么好笑，”我们的委托人叫道，同时，他的脸涨红到火红的发根，“如果你们除了笑我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我可以找别人去。”
“不，不，”福尔摩斯叫道，将半立起身子的当铺老板推回椅中，“我绝对不愿意失去你的案子，它确实非常不寻常。但是，假如你能原谅我如此说的话，它是有些好笑。请你告诉我们，当你发现了门上这张纸板后你采取了什么步骤？”
“我十分惊愕，先生。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然后我去问了周围的办公室，但似乎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的事情。最后，我去找了房东，他是一个会计师，住一楼。我问他是否能告诉我红发俱乐部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个组织。然后我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谁，他回答说这个名字对他而言也是陌生的。
“‘呐，’我说，‘就是四号那位先生。’
“‘什么，那个红头发的人？’
“‘是的。’
“‘哦，’他说，‘他的名字是威廉·莫瑞斯，是个律师，他是为了一时方便暂时使用我的房间，直到他的新房子装修好为止，他昨天搬走了。’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哦，在他的新办公室。他给了我那边的地址。对了，爱德华国王街十七号，圣保罗附近。’
“我动身去找，福尔摩斯先生，但当我找到这个地址，这是一个制造人工护膝的工厂，而且那里没有人听过威廉·莫瑞斯或邓肯·罗斯先生这个人。”
“那你怎么办？”福尔摩斯问。
“我回到萨克斯克堡广场的家，我向我的助手讨主意，但他也帮不上忙。他只能说也许我等一阵子会收到信件带来的消息，但我很不满意，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希望不做任何努力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职位，因此，在我听说你有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可怜人时，我就立刻来找你。”
“你这做法很聪明，”福尔摩斯说，“你的案子极不寻常，我会很愿意去调查。从你所告诉我的种种情况，我想它比第一眼看起来要严重得多。”
“很严重的！”杰布斯·威尔森先生说，“我一星期损失了四英镑。”
“就你个人来说，”福尔摩斯评述道，“我不觉得你在这个不平常的俱乐部有什么冤情。相反的，据我算来，你还赚了三十多镑，这还不说你对字母‘a’中的每一个字所得到的详尽知识。你并没因他们而损失什么。”
“不，先生。但是我要找出有关他们的事情，他们是谁，他们对我进行这个戏谑的目的究竟何在——如果这只是一个戏谑的话。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颇昂贵的玩笑，因为他们足足花了三十二英镑。”
“我们会尽力为你澄清这一点。首先，威尔森先生，我要问一两个问题。你的那个助手在第一次跟你提起这个广告时——他在你那里工作了多久？”
“到那时候大概一个月左右。”
“他怎么来的？”
“应征广告。”
“他是唯一的申请人吗？”
“不，有一打人。”
“那你为什么选他？”
“因为他很能干，而且便宜。”
“事实上，只要一半工资。”
“是的。”
“他长什么样子，这个文生·斯波尔丁？”
“矮小、结实、动作迅速，虽然已三十出头了，但脸上干干净净，前额有一块酸液灼伤的白斑伤痕。”
福尔摩斯显得相当兴奋地从椅中坐直起来。“正如我所料，”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耳朵穿有耳洞？”
“有，先生。他告诉我是一个吉卜赛人在他还是小孩时替他穿的。”
“嗯！”福尔摩斯说，一面陷入沉思。“他还在你那儿吗？”
“喔，是的，先生，我刚刚离开时他还在。”
“当你不在时，你的生意都被照顾得很好吗？”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先生。早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意。”
“这就行了，威尔森先生。在一两天之内，我会很高兴地对这件事给你一个答复。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在星期一之前我们能有一个结果。”
“怎样，华生，”我们的访客离去后福尔摩斯说，“你对这所有经过有何推论？”
“我完全找不出解释，”我坦白回答，“这是一件极神秘的事情。”
“有一个可靠的规则，”福尔摩斯说，“某一件事情愈古怪，它的结果往往反而愈不神秘。普通而没有特征的犯罪才真正让人迷惑，就像一张很普通的脸最难辨认一样，但这件事我必须迅速行动。”
“那你准备怎么开始？”我问。
“抽烟，”他回答，“这是一个足足需要三支烟时间的问题，我请你在五十分钟之内不要跟我说话。”他把自己蜷缩在椅中，瘦削的双膝缩到他猎鹰般的鼻子前，他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黑色的泥烟斗像一只奇形鸟喙向前伸出。我的结论是他睡着了，而我自己也打起盹来。突然，他从椅中弹起来，像一个人下定了决心一样，他把烟斗搁在壁炉的横架之上。
“赛拉赛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士厅演出，”他说，“怎么样？华生，你的病人可以让你空出几小时吗？”
“我今天没事，我从没怎么专心于我的医务工作。”
“那就戴起帽子跟我走吧。我要先经过市区，我们可以在途中吃午餐，我注意到今天的节目中有很多德国音乐，这比意大利或法国的音乐更对我胃口，它让人深思，而我正需要深思，走吧！”
我们乘地下铁直抵爱德思门站，然后走一小段路就到了萨克斯克堡广场，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奇特故事中的地点。那是一个拥挤、狭小、破旧而仍力图装出高贵的地方，那里有四排肮脏的两层楼砖房，面对着一块栏杆围着的小空地，里面杂草丛生，有几丛残败的月桂树无力地与混浊而完全不协调的环境奋力抗争。只有一个镀金的球和一块用白漆写着“杰布斯·威尔森”的棕色板子钉在角落的房子上，标示了那就是我们红发委托人的店铺所在。福尔摩斯停在房子前，侧着头四下审视，他的眼睛在他有皱折的眼皮间发出了闪亮的光芒。然后他慢慢地走到街头，又再走回转角，仍然仔细地审视着那些房子，最后他又回到当铺所在，在街边用他的手杖重重地敲击了两三次，然后再到门前敲门。门很快地被一个看起来聪明而且胡子刮得清清爽爽的年轻人打开，年轻人请他进去。
“谢谢，”福尔摩斯说，“我只是想问你从这里到史全德街怎么走。”
“第三条街右转，再四条街左转。”年轻助手很快回答，接着就把门给关上了。
“聪明的家伙，那个人，”福尔摩斯在我们离开时说，“依我判断，他是全伦敦第四聪明的人，我不敢确定他是否已是第三名，我知道他以前的一些事。”
“很明显的，”我说，“威尔森先生的助手在红发俱乐部的神秘事件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保证你向他问路只是想看看他。”
“不是看他。”
“那是什么？”
“看他长裤的膝盖部位。”
“那你看见了什么？”
“看到了我预期会看见的。”
“你为什么敲打路边？”
“亲爱的医生，现在是观察的时候而不是谈论的时候，我们是在敌国做间谍。我们知道了一些萨克斯克堡的情形，现在让我们来探测它后面的部分。”
当我们由隐蔽的萨克斯克堡广场转角转到另一条街上时，发现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那是由市区到北面及西面的一条主要的交通动脉，马路中间被两条不断向两边流动的繁忙交通给挡住了，人行道上也挤满了黑压压的一群群行色匆匆的行人。当我们看到立在街边的高级商店及堂皇的商业建筑时，很难想象它们其实是与我们刚刚才离开的那个衰退、不景气的广场紧紧邻接的。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一边站在街角沿街浏览，“我应该能记得这些房子的次序，准确记得伦敦的每一个角落是我的一项嗜好。这里有莫泰莫尔、烟草商、小书报店、市区及市郊银行克堡分行、素食餐馆、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库。然后就到了下一条街。现在，医生，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工作，该是娱乐的时候了。一客三明治及一杯咖啡，然后就出发到提琴园地吧，那里充满了甜蜜、优美及谐和，没有红发委托人的谜题来骚扰我们。”
由于他自己本身不仅是个非常好的演奏者，而且还是个不寻常的作曲家，我的朋友是个音乐热爱者，整个下午他坐在座位中被最愉悦的气氛包围，随着音乐节拍轻轻摇动他修长的手指，他带着轻柔笑容的脸以及慵懒沉醉的眼神，与那想象中像只灵敏的猎犬、毫无慈悲心、敏锐而迅捷的罪案侦探完全不同。在他独特的性格中有着双重的性格交互着单独表现，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极其准确、机敏的反应与他偶尔显露出的富于诗意及冥想的心绪，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他来回转变，让他由极端的懒散变为极端充满精力。而且我深知，他从来没有如此令人不容轻视，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最严肃的时候就是接连几天坐在扶手椅中苦思冥想地构思和创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