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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什么时候和您当面对质的？”
“那是审判结束后的事了。艾丽格拉胆子真大。她明白自己要冒多大风险。可是她也清楚，如果她熬过来会有什么收获。她是拿自己的生命来押一大笔财产。”
这时候，达格里许才恍然大悟，戈达家的偌大家产都到哪儿去了。
“她胁迫您给她钱。”
“那还用说。一文钱也不给留下。戈达家全部产业，还有戈达家所有的‘祖母绿’。她拿我的钱过了六十七年舒坦日子，吃的是我的，穿的也是我的，她和一个个情人从这家大饭店搬到那家大饭店，用的都是我的钱。她拿我的钱倒贴小白脸。如果她死时留下了几个钱——我都怀疑会不会有钱留下来——那也是我的钱。我外公留下来的钱不算多，他老糊涂已有好几年了。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像泼水一样，已经没什么积蓄了。”
“那么您的婚约呢？”
“吹了，也不妨说是双方同意解除婚约的。达格里许先生，婚约也像其他契约一样，只有双方都觉得自己有利可图时，才能订成。我们家出了人命案，闹得满城风雨，布里兹拉西上尉已经不太乐意了。他是个很要面子而守旧的人。不过，如果有戈达家的财产、戈达家的‘祖母绿’来把臭味熏一熏，那问题还不大。假如他以后发现对方门第既低、家底又空了，这门婚事还能维持下去吗？”
达格里许说：“您付钱付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这是明摆着的。不过您一开始不付不行吗？她的说法也没有证据。除非把那个孩子扯进来。”
“哦，不是的！她不想这样。她从来没打算把孩子扯进来。她是个重感情的女人，又很喜欢赫伯特。她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杀的。倘若我决心说出真实情况，对我也是不利的，说也是不利的。说我眼看赫伯特这个不满四岁的小孩在给爷爷下毒都不开口阻止他，这话叫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我又不能推说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我不是还擦干了洒出去的毒水，给碗里添满水了吗？请您记住，她不担心有什么可失去的，生命也好，名誉也好。反正人家不能再审判她一遍了。她之所以等到审判结束后再跟我算账，原因也即在于此。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我又如何呢？在我的社会圈子里名誉是第一要紧的事。她只消朝几个佣人的耳朵里悄悄嘀咕几句，就会把我给毁了。真实情况到底是抹杀不了的。不过这里牵涉的还不仅仅是我的名誉问题。我之所以让她勒索，还因为我怕上绞架。”
达格里许说：“她有什么证据呢？”
突然，她那双眼睛转过来瞪着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笑声。这声音是那么尖，达格里许都担心她脖子上绷紧的青筋是不是会断裂。
“她当然有证据！你这傻瓜！您还不明白吗？她偷走了我的手帕，我用来擦干毒汁的那一块。这是她的专业，请您记住。那天晚上，也许就在大伙儿簇拥在老人床边的时候，两根丰腴的柔若无骨的手指伸进了我的假日夜礼服，在衣服与我的皮肉之间抽走了那块蘸有毒液的、要命的麻纱小布头。”
她的身子朝床头柜那边无力地弯过去。达格里许看出她的意图，替她拉开抽屉。最上面有一块质地非常细的麻纱手帕，四沿是一圈手工挑的花边。他拿起手帕，看见角上有精工绣制的她名字的缩写字母。半块手帕上还有黄褐色发硬的水渍痕迹。
她说：“她给她的律师留下遗言，等她死后把这块手帕还给我。她总是知道我在哪儿，这是她的业务。我可以躲起来，不让亲友知道我的踪迹——连那个男孩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可是我瞒不了她。您明白吗，我变成与她利益密切相关的人了。可是如今她死了，我也快要追随哀痛去冥府了。您把这块手帕拿去吧，达格里许先生，它对我和艾丽都没有用处了。”
达格里许把手帕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说话。他打算一有可能便把它烧掉。现在他还有几句话想说：“您有什么事要托我办吗？您要不要我向什么人转告您的话，或是想亲口告诉谁什么话？您想不想见牧师？”
又迸发出那种骇人的尖利笑声，不过这次柔和了一些：
“我没什么要跟牧师说的。我唯一懊恼就是这件事没有办成功。在这样的思想下我怎么能忏悔呢？不过我对她也不怀恶意。既不妒忌，也不憎恨，甚至也不想报复。她赢了，我输了。一个人要是输，也要输得有风度。我可不需要牧师来跟我啰啰唆唆的讲赎罪什么的这一套，达格里许先生。我整整付了六十七年。姨姥姥艾丽和她的毒蝇纸！我大半辈子翅膀都被她的毒蝇纸给粘住了。”
她往后一躺，仿佛全身力量都耗尽了。片刻之间，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接着她又有精神了。她说：
“我相信您的访问使我觉得好过了些。如果今后三天您能抽出时间每天下午来看我，我是非常感激的。以后我再也不会麻烦您了。”
达格里许费了点劲，续了几天假，在当地一家小客栈里住了下来。他每天下午都去探望她。他们再没有谈起谋杀案的事。第四天下午两点钟，他又准时去病房，人家告诉他昨天晚上戈达小姐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点没有打扰别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的确是一个风度很好的输家。
一个星期以后，达格里许来向牧师报告了。
“我有机会见到一个人，他对这个案件作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大部分工作他已经替我做了。我调阅了审判记录，去实地观察过柯尔布洛克农庄。我还见到一位与此案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此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尊重别人对我的信任的，因此，除了必要的以外，进一步的情况我很难再多讲了。”
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装腔作势，而且还有点威胁意味。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牧师喃喃说了几句话，表示赞同。感谢上帝，他倒不是一个爱打听的人。他委托了谁，自然是完全信任他的。既然达格里许向别人作了保证，他当然不会追根究底。可是他显得很着急，他们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很紧张。达格里许赶紧往下说：“调查结果是这样的：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陪审员的裁决是公正的，并不是因为什么人做了坏事，才使您祖父的钱传给您的。”
他把脸转开去，瞧着牧师住宅窗户外面那一片宜人的绿荫，免得看到牧师脸上那副欣喜与安慰的表情。好几秒钟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也许老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神的恩惠吧。接着他意识到老人在讲话了。牧师嘟哝了几句表示感激，并且对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调查表示很不安这一类的话。
“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亚当，不过等手续办完之后，我想捐些钱给一个你指定的慈善机构，一个最合你心意的慈善机构。”
达格里许笑了。他自己给慈善机构捐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每个季度，银行通知他一次，他就缴一次。在牧师眼里，慈善事业仿佛是一个人的旧衣服，旧衣服对主人来说都是老朋友，不过有的仿佛更合身，比起别的旧衣服来，与自己更加意气相投，感情更加融洽。
突然他灵机一动。
“您这样建议真是太好了，牧师。我越了解艾丽姨姥姥，倒越喜欢她了。用她的名义捐钱不是更有意义吗？是不是有一个专门接济退休的、困难的杂技演员与魔术师的组织呢？”
果不其然，牧师知道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他还说得出它的名称。
达格里许说：“那我想，牧师，姨姥姥艾丽一定会认为捐钱给这样的机构是最恰当不过了。”
佚名译
14．盗尸
〔美国〕弗雷克·西蒙内利
我们的车驶过这条路的最后一个拐弯时，天空几乎没了亮光。这时，我看见了奎因·安娜医学院灰石构造的塔楼。七座饱经风雨的大楼在荒芜的背景下轮廓清晰，拔地而起，呈半圆形围着一个铺满石块的操场。我原料想这地方的单调气味，经过三十年之后就不再会令我惊讶了呢。这个校址不过告诉了人们它建于医疗科学发展的最初时期，那段历史的意义当然并不重大。
我这次来奎因·安娜医学院是因为收到了一封郑重其事而又颇有点神秘色彩的来信。那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托马斯·普利盖特写的。他恳求我立即到奎因·安娜医学院来一趟，并且别把这次访问告诉任何人。他没进一步透露什么细节，只是保证说他是极郑重地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自从1904年以后我就没见过托马斯——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时他舍弃了在伦敦开业的诊所到医学院去接受教授的头衔。我很了解他，断定他此次召我不是小事。
我做了些必要的安排，让一位年轻的同事照看我的病人，便上了午后的火车来到福尔克莫斯。从火车站到校园的最后几英里路是乘长途汽车，最让人疲惫不堪。路面坑洼，景色凄凉，乡村的服务设施毫不让人感到舒适。长途汽车把我送到主楼跟前。这是校园里最高的一座建筑，它古老的石质结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马上找到院办公室，希望能在托马斯下午下班前找到他。秘书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面孔冷峻的女总管。她盯着我向她走近，眼光很不友好。
“晚上一律不办公。”离大老远她就说，但我已经能听见了。我送给她我的名片——吉登·夏普，医学博士。
“我有事要见托马斯博士。如果可能，为我通告一声。”
我一说出托马斯的名字，她的表情立刻变了。她显得困惑不解，用一种犹疑的语调回答我：
“我恐怕——先生——托马斯博士不在了。”
“不在？你是说他白天不在？”
“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