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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狠狠地扇我，在回家的路上她气呼呼地不愿理我，所以我还没有坐过。”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坐过。
“兄弟，你应该去坐坐，那东西坐起来非常刺激，至少那儿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了。从惊悚园回来，我在州公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啤酒，准备到我女朋友家去一下，给她一个徽章，逗她乐一乐。”他轻轻地拍了拍胸前那徽章，摇下车窗，把烟头弹到外面秋风瑟瑟的夜晚中。“你应该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然知道，不正如曾听过的每个鬼故事一样吗？他出了车祸，当警察赶到时发现他仍坐在车的残骸里，身体在驾驶座而脑袋在后座，帽子反戴在头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车顶。从那以后在月圆风高之夜，呜……呜……他就出现在历奇路上。现在我明白了过去不明白的事：最糟糕的故事就是那些你一生都在听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他笑着说，“这不是你说的吗？阿兰，你偷偷到过那儿，一定到过，到那儿的时候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让我出去，”我低声说，“求你了。”
“哼，”他转向我，“我们只好讲正事了。阿兰，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鬼！”
他不耐烦地哼了一下，借着仪表盘的亮光，我看到他的嘴角向下撇着。“得了吧，你装鬼会更像。凯斯朋（凯斯朋（casper），美国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卡通片的主角，九十年代初又流行起来。他是个白色的娃娃模样的、轻飘飘的、可变成各种样子的可爱的精灵。这个卡通片曾在国内的电视台播放过。）才是鬼。我会停在空中吗？我是透明的吗？”他抬起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手臂肌腱干涩得吱吱咯咯作响。
我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说不出也不要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信使，”斯托伯说，“像他妈的从坟墓下面来的联邦快递员，好玩吧？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出来，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事情就像今晚这样，你自己说出了一切，母亲病了，搭车去……”
“如果我愿意坐那老头的车，就没事了，对吧？”我说。现在我可以明显地闻到他的气味，除了松香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隐隐的腐肉的臭味。我怎么不曾嗅出来呢？还是我把它误认为其他气味了呢？
“很难说，也许你说的那老头也是死人。”他回答。
我想起了那老头刺耳的嗓音、猛扯疝气带的动作。不，不会是死人。但我因无法忍受他车里的尿臊味而使自己遇到了更糟糕的事。
“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开8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再开11公里我们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你得作出选择。”
“选择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
“谁坐上过山车，谁待在地上，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用他那反着月光的眼看着我，笑意更浓了，我看见他大部分牙齿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带你们中的一个走，既然你在这，就由你选吧。选谁？”“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说这些已没什么用了。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而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侮辱性的令人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像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50元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挤出笑容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狗屎。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而过。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唯一报复。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经常加班，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就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故事，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要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能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着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即使她能再活48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把你们俩带走，你们可以坐在后座，说说过去的事，对，没错！”
“带到哪里？”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不知道。
树林变得模糊漆黑，车前灯在黑暗中狂奔，路面不断地翻滚。我只有21岁，虽不是处男，但只做过一次爱，那次喝多了，无法记住那么多。很多地方我想去：洛杉矶、塔希提，还有路克班奇、得克萨斯，有很多事我想做。我母亲48岁，已老了，麦考蒂夫人没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也老了。说实在的，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长期辛苦地工作，还要照顾我，可我要选择让她活下去吗？而她生下我就要为我活下去吗？她48岁了，我只有21岁，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但又能凭什么来定，如何决定这样的事，如何决定呢？
树林在飞逝，月亮像一只回光返照的眼看着我们。
“兄弟，最好快点，我们快开出这片荒野了。”他催促我。我张嘴想说，却说不出话，只有一声干叹。
“就在这儿出了事。”他抬起手指向后面，此时他的t恤被带起，我又看见他的肚皮上也有条缝针的黑线（如果出事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内脏还在里面吗？或是只有经化学处理的填充物？当他的手缩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听啤酒，可能是最后一次开车时在州公路边的小店买的。
“我了解你此时的处境，你的压力很大，使你口干舌燥，给。”
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过来，扯开拉环，喝了一大口，啤酒从口中泻下，冰冷而苦涩。我以前从未喝过啤酒，我不会喝酒，也不喜欢看电视上啤酒的广告。
在秋风飒飒的夜里，一盏橘黄的灯火在我们前面闪烁。
“快点，阿兰，赶紧决定，那就是第一座房子，就在这小山顶上，如果想对我说什么，最好现在说。”
那盏灯忽隐忽现，现在变成了好几盏灯。它们透过窗户照出来，房子里面住的是寻常人家，他们做着平常的事，看电视、喂猫，也许在打扫浴室。
我又想起我们母子，珍尼·帕克和阿兰·帕克，一个汗迹湿透了衣服两腋的肥胖妇人和她的小孩，在惊悚园内排队等坐过山车。斯托伯说得对，虽然她不想在烈日下排队，可我总是缠着她，闹着要去坐过山车，她还狠狠地揍了我，但却一直陪着我排队，这点斯托伯也说对了。她陪我排过很多队，还包括对和错的争执，我都能再一一记起，但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把她带走。”第一座房子的灯光掠过野马车时，我声嘶力竭脱口喊出，“把她带走，把我妈带走，别把我带走。”我把啤酒罐扔到车地板上，双手掩面。他的手伸了过来，触到我胸前，手指四处摸索。我突然灵光迸出，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考验，而我却没有通过，他现在像那些阿拉伯神话中可怕的恶魔，准备撕开我的胸膛扯出我狂跳的心。我尖叫起来而他的手指却经过我的胸膛，直往车门去，好像最后时刻他改变了主意。此时我的鼻子和肺里都充满了他那腐尸的气味，使我真的感到自己已经死了。车门“喀哒”一声开了，清冷的空气灌了进来，冲去了那腐尸的气味。
“做个好梦，阿兰。”他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