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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相同，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又给顶了。事后，厂长说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当当顾问，财务处长让年轻人干，就把我免了。这两份证据我复印后保存至今。上一任厂长发言说，我不当厂长当顾问后，实际上他们不让我顾问，但我身在厂部，还是了解到一些内幕。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组建时，曾经从上海一批纺织企业购买了七成新的设备，但买设备的款是丝织厂付的，是有据可查的。守大门的老孙说，刘厂长你还记得我吗，1988年出事故我左腿截肢后，你就叫我守大门，说这个厂的管家就我当了。一直以来我是按你刘厂长的话去做的。去年五月，咱厂停产后，有五辆车子从咱厂拉了织机要开大门。他们拿着厂长的批条，说有五车报废织机援助给革命老区农民办企业，请放行，并注明这五辆车的牌照号码。我当了四十年织机修理工，一看就知道织机是哪一年哪一厂生产的，打走的全是新机器，是工人饭碗哪！当时比要我的命还难受。我打电话问厂长，厂长说咱再穷也不能穷了革命老区，再苦也不能苦一老区农民，革命职工不能没有革命感情，我的指令是立即放行。去年底，听说厂里接了一批业务，厂里要搞技改，运回了五车新设备。我做梦也没想到，运回咱厂的新设备就是当初那批织机。这来回一运，坑害了国家多少钱财。他们看我不惯就让我下岗了。我妻子有病，儿子又是傻子，我无路可走就在厂门口摆个炉子卖茶叶蛋，厂长让保卫科的人连炉带锅掀了，做人连良心都没有了。老孙头说着哭起来了。刘琳百感交集，越听越难过。一位80年代全国纺织系统老标兵说，这流氓厂长把我一家害得家破人亡。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厂搞统计，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不知这流氓厂长是什么时候看上了我女儿，软硬兼施带我女儿跟他出国考察。实际上不是什么考察，而是厂领导带着我女儿到新马泰游了一圈。半个月回国后，我女儿就上法院离了婚。厂长要她到夜巴黎当三陪女，我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老标兵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你一个他一个地抖落到晚上八点。刘琳心情沉重地说，听了大家发言，我感触很深，在用人问题上组织上是有责任的，当然主要责任在于我。借此向大家表示歉意。同时请大家放心，对腐败分子党和政府绝不心慈手软，一定要给丝织厂三千职工有个交代，不过我现在不想过早下结论。
刘琳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门口等候着一批人，原来是丝织厂班子成员包括总工程师，一共7人，但书记没有来。刘琳说我正要找你们集体谈次话，进屋吧！大家都跟着她上了楼。厂长说老领导，我们都是你一手培养的，我们受了冤枉你得为我们作主啊！有人巴不得丝织厂出乱子，等着看丝织厂好戏，你是丝织厂老厂长，也是等着看你市长好戏。刘琳请大家在客厅里坐下，说有事说事，不要把我与丝织厂捆在一起。厂长说咱先说事吧。关于报销1。5万元嫖娼罚款发票是有这件事，我们能不担当吗？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舍命救君子。刘琳问是丝织厂的客户还是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的客户，大家都说当然是丝织厂客户。刘琳说那为什么发票。是你们的名字。厂长说为了客户，我们三人当一回替死鬼，还落个不讨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事捅到老婆那里，后院还得起火。刘琳说你接着说。厂长说关于轿车，不是我要更换，是外单位无力偿还我厂债务，凌志车折价抵债给了我们，刘琳说是哪个单位？厂长说这个就不具体汇报了。分管行政的副厂长就是丁一妻弟，他说关于6套小别墅问题我来汇报吧！当初建小别墅的目的是为客户创造一个宽松的接待环境，吸引他们到滨海来，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1995年企业陷入困境，没有了客户的踪影。我们想，小别墅闲着也是浪费，没人住的房子旧得快，就借给厂领导一人一套，权当为国家财产守守门，又没有要一分钱费用，这怎么能算罪状呐？刘琳问小别墅交付使用的时间和你们住进去的时间分别是几月份？大家都说大概是1996年底吧！住进去大概是今年年初。刘琳说我只想问一句，1996年上半年丝织厂已停产，停产就没有客户，接待客户就是一句空话，你们还建小别墅究竟为什么？厂长说丝织厂不能这么完了，我们是为今后东山再起着想。行政副厂长说关于夜巴黎娱乐城问题，我们是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作出的决策，这个项目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是很好的。安置了一批下岗女工，利于社会稳定。有些女工受不住金钱引诱犯了些事也是事实，但任何事情都有个正负面，绝不是职工们说的一团糟一片黑。刘琳问既然经济效益比较好，这几年夜巴黎上交了国家多少税收？上交了厂里多少利润？厂长说夜巴黎经营时间不长，还要扶持一两年，按照政府说的叫放水养鱼。刘琳本来想说等那点水到了鱼早就死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就让丝织厂领导们再接着说。分管营销的副厂长说关于跨地区调购蚕茧问题，主要是当时蚕农养蚕产量下降了，担心企业生产无米下锅，确立了先外地后本地的收购方案。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是以价格调节市场，那么价格差距肯定存在的。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职工是无法理解我们的苦衷。
刘琳说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说，关于处理设备问题，当时考虑丝织厂停产后，设备闲置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支援贫困山区乡镇工业发展，也好为市里作些贡献。至于向他们购买回来的设备，是他们作了重大技术改造后我们适当地付了一些技术转让费，没有全额付款。刘琳问山区农民对织机作了哪些方面技术改造？技术副厂长红着脸说具体就不汇报了。他知道在精通纺织机械、科班出身的刘琳面前瞒是瞒不过去的。最后厂长说关于厂内办厂的问题，是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合理合法的，也间接地利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一级法人，独立合算，盈亏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没有丝毫关系。至于三百万开办费，属于借款。刘琳问利息多少？什么时候归还？手续怎么办的？厂长说这些都是口头协议，具体手续没有办。刘琳问还有什么要说的事没有，大家都说先说这些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刘琳说你们集体来找我，这说明你们对我这老厂长的信任。在事实面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市里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还是我下午在职工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他们都说就拜托老厂长了，便告辞而去。
时针已指向十点，刘琳晚饭还没有吃，她找了两包麦片却没有开水。她拿电茶壶灌水又停水了。她实在太饿了太累了。胃是上山下乡时被地瓜干胀坏的，许多次一饿就昏过去。现在女儿又不在身边，昏过去连递口开水的人都没有。她打电话让吴景给她送一碗大排面来，脑子里乱哄哄的，想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把丝织厂的事儿理一理。电话却一连串地打过来。首先是地区检察院于检察长。他在滨海当市委书记时，刘琳还是丝织厂厂长。是他打破常规一手把刘琳提拔到财政局长的位置，随后他又和当时还是市长的赵明山一起又把她提到副市长宝座上。调离滨海时还力荐刘琳为市长，是刘琳仕途上的恩人之一。于检察长称丁一声小刘啊，就以老领导兼长者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滨海市丝织厂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工业战线上树的一面红旗，也是全地区工业系统先进单位；这面红旗不能在你当市长时候倒下去。
当一把手绝不能就事论事，要善于站在政治高度看大局、论得失。他说我认为丝织厂的问题只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就得冒风险，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把改革中的失误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当作腐败来看，就是大错特错了。说严重，是在压制改革、打击改革、反对改革，这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就要成为改革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我相信小刘你不是这样的人，否则我不会倾其全力把你推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刘琳饿得几乎虚脱，冷汗淋淋，便问老领导还有什么指示。电话说指示谈不上，有两点意见同时请你转告一下赵明山同志；一是立即撤出丝织厂工作组停止审计、调查，尽快息事宁人，把精力用在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上；二是保护改革者，对丝织厂班子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刘琳说丝织厂的问题能否定个时间，我去向老领导具体汇报一次。电话那头说我不要听汇报，我只要听结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口气很是坚决。刘琳捏着话筒半天回不过神来，想不到自己一直敬重着的老领导已彻头彻尾换了一个人，她感到陌生了。以如此的心态来当检察长，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可分，还有什么腐败可反。第二个电话是丝织厂党委书记郭永川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情面见市长，刘琳想想吴景很快会来的，不会有其他差错，就让郭永川尽快过来。第三个电话是谢权打来的，他说自己刚听到消息，估计丝织厂不查没问题、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考虑到丝织厂问题背景比较复杂，靠山比较硬，建议刘琳首先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自己。这好比打仗一样抢占好的地形，才能制敌取胜。同时建议吴景住到刘琳家，有事也好照应，刘琳说可以。第四个电话是匿名者打来的。口气好像劫匪一样穷凶极恶，说如果丝织厂的闲事再管下去，就把刘琳的头割下来送给夏威夷她前夫。
再下面是赵明山的电话。一听赵明山的声音，刘琳便哭起来了，这是她从政以来唯一的一次当着外人哭。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