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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好吃，男好色。你俩就、、、各取所需？”老狗追问道。
“我对她是有感情的！”加爵第二急忙分辨，又叹了口气，“那姓杨的找到我，我才知道，原来她有男朋友！”
“呵呵，杨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变态是路人啊！”老狗笑道。
快放寒假了，有三个活生生的留级反典型，促使锦江跟炮灰发奋图强，天天往自习室跑；我跟老狗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呆在网吧，因为有暖气。我想，如果学校教室的硬件设施都向网吧看齐，那学校的成绩一定会改观。
2002年的最后一晚，我跟老狗坐在足球场旁的乱石堆辞旧迎新，一口烟，伴一口酒，老狗说：“煤球，我们师徒很久没踢球了。”
“是啊，我们都太忙了。”
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直接干“瓶”，蓄意要醉。喝着喝着，老狗哭起来，大声对着空旷的足球场叫：“狗日的，我再也不想这么过了！”
叫声凄厉，尤其是在这漆黑的乱石堆中，让人毛骨悚然。
“我爸妈来求过情，你知道吗，煤球？”老狗仰起脖子咕隆隆地灌，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太冷，声音颤抖，“这么大年纪了，让他们来丢脸、、、我他妈不是人！”咣当一声，老狗将酒瓶砸在石堆上。
咣当咣当，我俩将酒瓶全砸了。聊着聊着，东方泛出鱼肚白，我俩打起精神，发泄般高唱《国歌》迎接2003年。
狗日的大学生活 （34）
34
放假前一周，S大学突然来了一群民工，浩浩荡荡好几十人，围着崭新的第三教学楼施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教学楼表面漂亮的瓷板敲碎，据说是要趁着寒假进行大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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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开学，见到“脱胎换骨”的第三教学楼，大部分人莫名其妙：什么都没变！所谓整修，只是将原来的瓷板毁掉，再换上一模一样的瓷板。
类似这样的事件，每到放假，都要重演。我在S校五年，第三教学楼换过三次瓷板，宿舍下面的路面“整修”过两次：将光滑的水泥路挖得坑坑洼洼，再铺上水泥，恢复前貌。这种事情很不好解释，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听了学金融的阳痿一番高论，我们恍然大悟：
“国家最重视什么？农业，教育！每年财政都要拨一大笔款给学校做建设资金，那么学校一定要有项目，才能争取更多的资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项目，即便资金到了手里也不能动，只能放在银行捞点利息，这是小钱。项目开工了，学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用资金，让死钱变活钱。我们学校不像农大，在郊区，有那么多的地方可扩展。我们学校四周都是大马路，只好在原本就完美的校区搞破坏，再做修补。这也是项目！”
03年刚开学，就听到一个谣言，说寒假的时候，会计系一个留校的女生在第三教学楼前的小道上被施工的民工强Jian了。之所以说是谣言，是因为学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报道，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或许学校是担心说出来会影响那个女生的清誉。谣言像长了翅膀，在同学们中间飞速地悄悄传播，终于传到了老狗耳里，“也许她很痛苦，也许她很享受。大学Chu女本来就少之又少，这种事，不好说的。”老狗说。
之后，经过第三教学楼的时候，就有长得相当保险的女生在小道入口处徘徊，用矫情的恐惧声音呼唤同伴：“我好怕，好怕啊！”老狗哭笑不得：“民工眼睛并不瞎，只是饥渴，但还没饥渴到饥不择食！”
当时S大学的在校生几乎都听过这个谣言，这害惨了会计系的所有女同胞：从此，S大学的男生谁也不敢找会计系的做女朋友：谁都不知道被强Jian的是谁，所以，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找的女朋友正好是受害者。
我这学期需要考试的科目只有四门：《现代文学》、《文学评论》和《英语》。新辅导员找我谈心，说我的问题不是成绩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即便继续逃课，这三科也能过，但如果一直与新班级的同学们保持距离，形成惯性，等到开设新课程了也不上课，就很危险。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试图走进新班级，与那帮傻比打成一片。开学几天后班干部选举，在老狗的怂恿下我也参加了，我想，如果我是班长，就会有责任感，为了做出表率，不再信马由缰。
过半数的人上台慷慨陈词，由全班同学不记名投票。这似乎很民主。可能是我的出现比较新鲜，又或者我的竞选词写得真的很高明，虽然我一再宣称“我只竞选班长，如果是选组织宣传之类的班干部，请不要投票。”结果我的票数扶摇直上，稳居第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班干部，这次竞选的成功让我找到了以前的感觉，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暗下决心：是该收收心，像个学生的样子了。
几小时后，我接到辅导员的电话，扭扭捏捏地表达他的观点，认为我其实更适合做组织工作，或者学习委员，拐弯抹角地表示我不适合做班长，虽然他一直在笑，用词也相当委婉，但我听得出来，他是觉得让一个留级生做班长很不妥，至于为什么不妥，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接完电话，我觉得心里特难受，背着书包坐在草坪上，点起香烟：老师们一再地为我们做思想工作，说留级其实没什么，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没了信心。可事实上，真正将学生分作三五九等的，正是这些老师。宋人犯了事进衙门，会在脸上烫个金字，以为羞耻。我的那个金字，是刻在老师们心里的。
联想起高三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我突然觉得老师的形象在我心里何其渺小，我不痛恨，只是看不起：高三第一学期，我的成绩突飞猛进，连续几次月考都是第一，从高一的倒数第三到顺数第一，很出风头，加上我老爸是个不大不小的所长，于是将班上的两个预备党员名额给了我一个，校领导一一找我“谈心”，每个人的语气如出一辙，都说我这名额，是他或她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让我回家，跟我的党员爸爸多学学，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淡淡地将这件事告诉了老爸，他根本不当回事，觉得入不入党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学期刚开学，校领导们就很不要意思地告诉我，我的名额给了地方上一个老党员的儿子了。那个老党员，是地方上的一个官儿，他儿子上大学没希望，据说预备党员可以加个一二十分，就去学校“求情”。加不加分我不知道，只知道进了S大学后，高中就成了预备党员的人比濒临绝种的动物还稀有，整个中文系才一个，学校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当校宝，什么活动都要让他掺和。
第二天，我站在新班级的讲台上很认真地宣布：“我不想做班长了。”
“组织宣传委员，或者学习委员，你挑一个吧。”辅导员笑容满面。
“什么都不做了，才疏学浅，我怕影响你们。”我很谦虚地对辅导员说，“重新选举吧。”
于是，他们又花了一堂课的时间，用很“民主”的投票法选举新班干部。
狗日的大学生活 （35）
35
《现代文学》老师还是系主任，对我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要狠狠地瞪我几眼，我很害怕。
《文学评论》老师还是那个驴脸，一脸似笑非笑，满嘴陈词滥调，我很恶心。
《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个架着深度眼镜的干瘪老太婆，据说“美丽动人”的Kitty姑娘考上了北大研究生，飞走了，我很失落。
每周八堂课，基本上我还是个闲人；老狗更轻松，因为是“事故留级”，除了舞弊被抓的《现代文学》一科，其余的科目都过了。我们的想法很美好，决定抓紧这一学期，将英语四级给过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美好想法，到最后都事与愿违：比如大一的时候，为了练好英语听力，我们纷纷向家里要钱买wolkman，结果全用来听流行歌；比如买电脑，似乎都是为了学习，结果大多用来玩游戏、看A片。
我跟老狗有板有眼地跑去自习室读了几天英语，结果宫*告诉我们一个“噩耗”：在S大学，大二会统一针对英语过级开设课程，大一，能过都不让过，所以他都不能过。一开始我们不信，找辅导员一问，果然如此。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一瓢冷水给浇灭了，老狗就再也积极不起来，直到快毕业，找了个代考，敷衍了事，此是后话。 张芬从“遥远”的河东打来越江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所在的电大诗社准备趁百花盛开的“天时”，找一个“地利”的所在踏青，如果我也去，对她而言“人和”也齐了。我说我是外校人，对劳什子诗歌也不感兴趣，她就骂我不识抬举：“我们社团里相互认识的人也很少，一堆鸡蛋里混个鸭蛋，鸡妈妈都分不出来。”
“呵呵，你们是鸡蛋，我可不是鸭蛋。”
“哼，你不过来，就是混蛋。活动费都替你交了，今年我们还没见过面，我换造型了，绝对给你惊喜！”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对我好啊。”
见到张芬，我才知道她所谓的“换造型”，就是将原本乌黑但不飘逸的长发染成了棕黄｜色，再打卷，弄得很“爆炸”，整个头大了一圈。
“惊喜吧？”张芬得意地眨眨眼睛，叉着腰，摆了个自以为“仪态万方”的姿势。
“很惊喜。不过，‘惊’的成分要多一点。”
“这是最流行的烟花烫。”张芬不满地噘嘴，“难道不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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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叫火灾烫。”我忍住笑，“乍一看，还以为你刚从火灾现场被抢救回来呢。”
“你、、、、、、”
校车过来了，我不等她发作，迅速跳了上去。一整车的“诗人”，叽里呱啦，聊天、吃零食。因为男生居多，所以不说“唧唧喳喳”……四十多人的队伍，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