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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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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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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篇》
＇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王晓朝译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