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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的是玉玛拉X1T2型摄像机，体积极小，镜头直径只有半英寸，重量不到一磅，但却到处都能适用。费奇的一个手下小心谨慎地把它安装好了之后，此刻它就安安静静地呆在法庭被告律师席下面的地板上，藏在一只旧的棕色皮包中，由奥列佛·麦克阿多悄悄地操纵。麦克阿多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一名律师，也是由费奇亲自挑中协助凯布尔等人工作的唯一的外国人。他公开的任务是提出战略性的建议，不断地朝陪审员们微笑，并为凯布尔提供文件材料。但他真正干的工作却只有费奇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每天走进法庭坐在被告律师席几乎是同一张椅子上，他带的作战武器是两只一模一样的棕色皮包，其中一只放的就是这台摄像机。每夭早晨，他都是第一个到场的被告律师，将皮包放置停当以后，便把摄像机对准陪审席，然后立即通过纽扣话筒呼叫费寄。
审理案件的任何一个时刻，在法庭里都可看到散放着20多个皮包，多数放在律师们的桌上或桌下，但也有一些搁在法庭工作人员席位附近。或者放在忙忙碌碌的低级律师们的坐椅下面，有几个皮包甚至就靠着围栏，看上去好像已被人丢弃。这些皮包尽管尺寸和颜色各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外表并无太大的不同。即使麦克阿多的两只包也没有什么待别。有一只包他会偶然打开，从中取出一份文件，但装着摄像机的那一只，却始终锁得紧紧的，不用炸药，谁也别想把它打开。
费奇的战略很简单：万一由于某种无法想象的原因，摄像机引起了人们注意，在随后引起的乱哄哄的情况下，麦克阿多只要乘机把两只包调换一下，然后再随机应变，力争不出麻烦。
但这架摄像机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工作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的信息谁也不可能听见。装它的那只皮包附近还有别的皮包，虽说偶尔也会被人碰一下甚至踢一脚，但调整不费吹灰之力，麦克阿多只耍找一个僻静的地点，通知一下费奇就成。去年在阿伦敦市辛明诺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已将这一联络系统调理得尽善尽美。
这架摄像机的功能实在惊人。小小的镜头，可以将整个的陪审席尽收眼底，将15个陪审员的面孔，用彩色图像发至费奇那间小小的监视室，让整天坐在那里的两位陪审员咨询顾问，仔细研究陪审员脸部表倩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研究他们打的每一个呵欠而费奇则根据陪审席上的动态，向凯布尔发出指示，把派驻在法庭上的手下人搜集到的信息告诉他但无论是凯布尔，还是当地的任何一位辩护律师，对这架摄像机的存在都一无所知星期五下午，这台摄像机拍下了陪审员们的强烈反应遗憾的是，它摄下的画面仅仅限于陪审席。日本人尚未设计出一只放在锁得紧紧的皮包中，却能扫视全场拍下其他重要镜头的摄像机，因而稚各布·伍德那两张萎缩的为烟熏黑了的肺部照片，虽然已经放得很大，这台摄像机却未能看见。但是，陪审员们却是眼睁睁地见着啦。当罗尔律师和佛里克博士流畅地背诵着他们的讲稿时，陪审员们个个都带着无法抑制的恐怖表情，呆呆地凝望着在长达35年的漫长岁月中，吸烟给雅各布·伍德的肺部慢慢留下的可怕的伤痕。
罗尔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两幅照片放在证人席前的两只巨大的三角架上，佛里克博士于5时15分结束自己的证词时，已经是周末休庭的时间。留在陪审员心目中的最后的形象，便是从伍德尸体上切下，摊在一张白布上的他那个焦黑色的肺在今后的两天中，他们将无法忘记它。他们将时时刻刻想着它。
第八章
尼可拉斯·伊斯特尔在周末的活动情况，盯梢的人不费力气就掌握得清清楚楚。他在周五下午离开法院后，又步行去了奥赖利熟食店，心平气和地和奥赖利先生面带微笑交谈了一番。他买了一袋食品和大瓶的饮料，然后就径直走回公寓，再也没有出外。星期六上午8时，他开车去了购物中心，在店里上了12小时的班，出售计算机和一些小玩意。他在食品城和一个名叫凯文的十几岁的小同事，一起吃了墨西哥煎玉米卷和油炸豆。没有发现他曾和任何一个与他们正在寻找的那位姑娘有某种相似的妇女交谈。他在下班后便回家，从未离开。
但在星期天，他们愉快地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上午8点，他出了公寓驱车去了比洛克西的小港口，在那里和他相会的居然是杰里·费尔南德斯。他们乘坐一条30英尺长的渔船出了港，和他们同行的两位可能是杰里的哥们儿。过了8个半小时，他们才满脸通红地返回，一只很大的冷藏柜里装满了品种不明的海鱼，船上到处都是喝光了的啤酒罐。
钓鱼是他们发现的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第一个业余爱好，而杰里则是他们摸到的他的第一位朋友。但那位姑娘依然是毫无踪影。这倒不是说费奇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她而是因为她看来挺有耐心。这种耐心才是使费奇心焦的根本原因。她已经作出的那小小的试探，显然只是一系列行动的开端，接着肯定会迈出第二步和第三步而等待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那位前任侦探斯旺森却认为，在一周之内她定会向他们抖露自己的身份。不管她想干什么，她肯定会和他门进行更多的联系。
星期一上午，就在开庭前半小时，不出所料，她果然出现了。当时，律师们已各就各位，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挤在一起作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哈金法官在办公室里处理着一个刑事案件的紧迫事务。
陪审员们已都聚集在陪审员室，费奇正呆在办事处他那间指挥室里，这时一个名叫康拉德的年轻助手突然从开着的门里走了进来。这位精通电话、无线电、录音机和高科技监视玩意的奇才轻声说：“外面打来个电话，你可能很想亲自接一下。”
像通常那样，费奇瞪着康拉德，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作了一番分析。打给他的所有电话，都是通过前面的服务台，用内部电话系统接给他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即使深得他信任的华盛顿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也不能例外。
“为什么？”他满腹狐疑地问。
“她说她还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
“她叫什么名字？”
“她不肯说。她讲得非常含糊，可是却坚持说事情非常重要。”
费奇望着另一部电话机上正在闪炼的指示灯，半天没有吭气：“她是怎么搞到这个电话号码的？”
“不知道。”
“在追踪她的电话吗？”
“是的。一分钟就够了，设法拖住她。”
费奇按了一下电钮，拿起话筒：“喂，”他尽量温和地说。
“是费奇先生吗？”她问，声音十分愉快。
“我是费奇。请问你是谁？”
“马莉。”
——是她！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每一个电话都由录音机自动录下，供他随后进行分析：“早上好。马莉。你贵姓？”
“第12号陪审员费尔南德斯，大约20分钟之后走进法庭时，将手持一份《运动画报》。是10月12日那一期封面上是丹·玛里诺的照片。”
“明白啦，”他说，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在作记录，“还有别的什么吗？”
“没有啦。目前没有。”
“那么你下次何时再来电话。”
“不知道。”
“你是怎么弄到这个号码的？”
“这很容易嘛。记住，12号，费尔南德斯。”咔嗒一声，她挂断了电话。费奇按了一遍另一个电钮，接着又按了一个两位数的密码，从电话机上方挂着的一只扬声器里立即传出了这一场通话的声音。
康拉德拿着一份打印件奔了进来：“是从高尔夫港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一家方便店里的公用电话。”
“真是莫名其妙，”费奇说，一边抓过上装，整整领带，“我想我得赶到法庭去了。”
一直等到大多数陪审员在桌边坐下或是在附近站定，乱哄哄的谈话声慢慢沉寂下来，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才大声问道：“周末有没有谁被人行贿或者被人跟踪啊！”有人咧了咧嘴巴，有人轻轻一笑，但无人应声。
“我的一票决不出售，但肯定可以出租，”杰里·费尔南德斯说。这句俏皮话是他昨天在渔船上从尼可拉斯嘴里批发来的，现在说出来谁听了都觉得挺逗，只有霍尔曼·格里姆斯是唯一的例外。
“他干吗老是这样给我们上课呀？”米莉·杜勃雷问道。有人能这样活跃活跃气氛，这显然使她很高兴，她巴不得能听到一点小道消息。有几位陪审员马上聚拢过来，俯着身子竖起耳朵准备听听这位前法学院学生的高见。莉基科尔曼在角落上读着报纸没有动弹，这种事她早已听过不止一遍。
“这类案子过去早就审理过，”尼可拉斯有点勉强地说，“而且一直有人跟陪审员搞这些鬼把戏。”
“我看咱们不该谈论这样的事。”霍尔曼说。
“有什么不该？这又没有什么害处。我们又不是在谈论案件的证据或者证人的证词嘛。”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口气充满权威性，这倒使霍尔曼拿不定主意。
“法官不是叫我们不要谈论案子审理的事嘛。”他挣扎着反驳道，心里直指望有谁能出来帮帮腔，可是谁也没有吭声。
尼可拉斯接过话头继续说道：“你别紧张，霍尔曼。我们谈的与证据无关，和我们最后要考虑的东西也毫无联系。我们谈的是——”他故意迟疑了一下，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谈的是收买陪审员。”
隆尼·谢弗放下了正在看的计算机打出的本店存货清单，向桌边挪了几步。莉基·科尔曼竖起了耳朵。杰里·费尔南德斯昨天在船上尽管已经听过一遍，但仍旧为这一话题所吸引。
“大约7年以前，在本州的奎特曼县，也曾经审理过一起烟草案件，而且与本案极为相似。你们有人可能还记得这件事。坐在被告席上的香烟公司虽然与这次不同，但双方的有些演员却和本案同为一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