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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啥。就叫我把信交给你。然后就走啦。”
“她说话的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喂，我得进去值班啦。”
“好，好。谢啦。”
费奇和乔斯走下台阶，在一楼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走着。随后又走到法院外面，一边吸着烟一边在四周溜达，那样子活像是来到外边，仅仅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
雅各布·伍德生前为了完成这部用录像机录下的证词曾经花了整整两天半时间。经过哈金法官亲自编辑加工，删掉了律师们相互之间的争吵和护士们的干扰，再去掉与本案无关的部分，整个证词的录像被剪成仅仅剩下2小时零31分。
但这两个多小时仍像两天半那样漫长。听这位可怜的人叙述自己吸烟的历史，尽管不无趣味，但陪审员们不久就在心里埋怨哈金法官没有大刀阔斧地砍去更多的鸡毛蒜皮的东西了。
雅各布在16岁时开始吸“红顶”牌香烟，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吸“红顶”。他很快就上了瘾，每天不吸完两包决不罢休。他从海军退伍时开始不吸“红顶，因为他那时结了婚，而他太太劝他吸带有过滤嘴的香烟。她要他彻底戒烟，他办不到，于是便开始吸“布利斯托尔”，因为这种香烟的广告宣称它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都很低。到了25岁，他每天已经要吸3包香烟。这一点他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正是在这一年出生。塞莱丝蒂·伍德当时曾警告他说他要是不肯戒烟，他决不可能活到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孙儿孙女。她上街购物时，不给他买烟，于是他便自己买。他平均每周买两条；有时候整条买不起，也常常临时买一两包。
他也曾经拼命想戒烟。有一次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抽一支，可是一天夜里却又偷偷溜下床，重新再开始；他也曾经设法少抽一点，从每天3包减少到两包，又从两包减少到1包，可不久之后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老水平，每天抽3包。他请教过医生，找过催眠术士，试过针灸，吃过戒烟糖。一切办法都已用尽，可他硬是无法戒掉吸烟的恶习。在确诊患了肺气肿以后，他无法戒烟在得知患了肺癌之后，他仍旧是照抽不误！
这是他一辈子干过的最最愚蠢的勾当，而现在到了51岁这样的年纪，他正为此付出死亡的代价。
“假如你吸烟的话，请你千万别再吸了。”他在咳嗽的间隙这样地祈求道。
杰里·费尔南德斯和鬈毛狗意味深长地相互瞅了瞅，雅各布在谈到他恋恋不舍的一切时，神情十分悲哀。他舍不得他的妻子、儿孙和朋友。他怀念在船岛附近垂钓红大麻哈鱼。坐在罗尔旁边的塞莱丝蒂开始低声抽泣。过了没有一会儿，尼可拉斯·伊斯特尔一侧的3号陪审员米莉·杜勃雷也开始用克里内克斯纸巾擦拭含泪的双眼。
第一位证人最后终于讲完了自己要讲的话，监视器的屏幕上又恢复了空白一片。法官大人为开庭第一天便获得了如此美满的结果而向陪审团深深致谢，并且保证明天将会更加美满。接着，他突然脸色一沉，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决不准和任何人讨论本案，即使是配偶也不成！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若有人企图以任何方式与陪审员接触，务请立即报告本庭。
他就此对陪审员们敲打了整整10分钟，然后才允许他们退场，次日上午9时再返回法庭。
费奇以前早就想派人潜入伊斯特尔寓所，而如今这显然是刻不容缓了。再说，这又一点儿也不难。他派了乔斯和一个名叫多伊尔的助手，去了伊斯特尔居住的公寓。去的时间当然经过精心选择，就在伊斯特尔正困在陪审席上，经受雅各布·伍德折磨的当儿。而且他还受到费奇另外两名手下的密切监视，以免法院突然休庭时会措手不及。
乔斯呆在车里，一边守着电话，一边目送着多伊尔从大门走进公寓。多伊尔走上楼梯，在半明半暗的走廊尽头找到了312房间周围一片沉寂，所有的房客都已外出上班。
他摇了摇松动的球形门拉手，然后紧紧捏住，把一根8英寸长的塑料片擂进锁孔。只听见咔嗒一声，门的拉手可以开始旋转了。他轻轻地把门推开2英寸，静静地等候警铃发出警报。但无声无息这座公寓修建已经很久，房租很低，伊斯特尔没有安装警报系统，多伊尔觉得不足为奇。
他立即走进房间，用一只带有闪光灯的小型照相机，迅速拍下了厨房、客斤、洗手间和卧室里的情景。那张廉价咖啡桌上放着的杂志，地板上堆着的一揖拥书籍，立体声唱机顶上摊着的滋光唱片，以及散放在家用微机四周的软件他全都拍成了特写镜头。他小心谨慎，不敢留下任何痕迹。衣橱里挂着一件无领无扣红条子镶边的灰色高尔夫球衫，他把它摄入了镜头。接着又打开冰箱，拍下了里面放置的食品甚至连碗橱和水池，他也全部拍下，无一遗漏。
房间很小，布置简陋，但可以看出，房主人力求保持清洁。空调没有工作，不是未开就是已经出了毛病，多伊尔拍下了恒温自动调节器。他在房间里呆了不到10分钟，却已经拍完了两只胶卷，并且断定伊斯特尔在此是单身一人，房间里显然没有别人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女人的痕迹。
他小心翼翼地锁好了房门，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公寓。10分钟以后，他已坐在费奇的办公室里。
伊斯特尔走出法院步行回家，中途在奥赖利食品店买了半磅熏火鸡肉和一罐意大利面食色拉。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在室内呆了一整天之后，显然想尽情享受这傍晚的阳光。
他在拐角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瓶冰冻的矿泉水，一边走一边饮。在一座教堂的停车场边他止步观看几个黑人孩子疯狂地玩着篮球，接着又钻进一座小小的公园，过了好一会儿，才在公园的另一侧露面，虽然依旧在悠闲地喝着矿泉水，此刻却已经断定自己已经被人跟踪。那是费奇手下的另一个笨蛋，一个头戴棒球帽瘦瘦小小名叫潘的亚洲人。
伊斯特尔在公园里透过一排高大的黄杨树曾经看见过他。当时由于被伊斯特尔摆脱，他惊慌失措，吓得简直快要晕倒在房间门口，伊斯特尔取出一只袖珍键盘，按了一个n位数的密码。那盏小小的红灯转换成绿色，他打开了门。
在冰箱正上方的一个通气孔中，藏着一台监视摄像机。它默默地放置于高处，可以把厨房、客厅和卧室的门全部拍下。伊斯特尔径直走向计算机，立刻就在心里作出了判断第一，无人曾企图打开计算机；其次，在下午4点52分，有人未经授权，曾私自潜入房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前后左右看了看，决定检查一下房间。他知道偷偷潜入的人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房门原状未变。门把手松动，用点儿力气便可轻轻松松地推开。厨房与客厅和他早晨离开时完全一模一样。他仅有的财产——立体声唱机，激光唱盘，电视机和计算机——似乎碰也未曾碰。他在卧室里也未发现任何入室行窃的证据。他又回到计算机旁，屏住呼吸，打开机器，盯着屏幕。
他查了几个文件，找到了正确的程序，停下了还在转动的监视摄像机，接着又按下两个电键，将录像带倒回到4点52分。哇——在那16英寸的监视器上，一切都黑白分明，清清楚楚。房间的门开了，摄像机转动镜头对准了房门。门开了窄窄的一条缝，那位不速之客在等警报器发出尖叫。没有声音。于是房门洞开，一个人走了进来。伊斯特尔停住录像机，瞪着屏幕上那张陌生的脸，他以前从未见过此人。
录像机又继续放像，只见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照相机，开始接二连三地拍照。他嗅遍了整个房间，然后又钻进卧室，继续拍照。他对计算机打量了一会儿，但一碰也没有碰。看到这儿，伊斯特尔不禁面露微笑，他的计算机外人是无法进入的！这个恶棍别想找到电源开关！
此人在他的房间里总共待了9分零13秒，但他为何在今天光顾，伊斯特尔只能加以猜测，费奇知道法院休庭以前这套公寓房间将空无一人，这便是伊斯特尔所能想到的最佳答案。这位不速之客的造访，并不令他提心吊胆，而倒是他意料中之事。伊斯特尔又把录像看了一遍，边看边咯咯地发笑，看完后便把它收了起来，以便将来必要时打出这张牌。
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8时，尼可拉斯·伊斯特尔走在早晨的阳光下，环顾着停车场的四周时，费奇本人正坐在监视他的面包车后座上。这辆车的车门上饰有管子工的标志，并且印着一个绿色的假电话号码。
“那就是他，”多伊尔一叫，车上的人全都跳了起来。费奇一把抓过望远镜，调好了焦距，看了一下立即骂道：“他妈的。”
“怎么啦？”潘问道。昨天跟在伊斯特尔后面盯梢的就是这位高丽技术员。
费奇上身倚在圆窗上，张大着嘴巴，上唇向上翘：“我真该死，灰色套头衫，卡其裤，白袜子，棕色皮鞋。”
“就是照片里那件衬衫？”多伊尔问道。
“嗯。”
潘按了一下无线电对讲机上的按钮向两个街区以外的另一条尾巴发去了警报。伊斯特尔正安步当车，大概是朝法院的方向走去。
他在同一家拐角商店买了一大杯清咖啡和一张报纸，又在昨天那同一个小公园里坐了20分钟读着新闻。他戴着墨镜，在附近走动的每个人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费奇离开法院后直接回到位于大街尽头的办公室，和多伊尔、潘以及一个名叫斯旺森的前联邦调查局侦探挤在一起商议。
“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派一个人守在法庭的后排，一个人守在法庭外面的楼梯口，一个人守在一楼软饮料自动售货机的附近，再派一个人带着对讲机守在法院外面。每休庭一次，这4个人的岗位就轮换一次。而费奇本人就坐在昨天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一成不变地干着同样的事。警卫描述的那个女人的模样，他们又相互重复了一遍。
斯旺森是个盯梢专家，对这样的安排不由地嗤之以鼻：“这用不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