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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书记与局长淡淡地握握手，说：“你们局的扶贫奔小康工作是有成绩的。回去写个材料过来，我批一下，有些经验可在全市推广。”这样说着，袁书记已将目光转向副市长、达主任和县委书记、县长及随行的其他局长，说：“扶贫奔小康工作要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决不动摇。我们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基本市情是农民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三百七十六万！农村不稳，全市不稳；农民不安宁，全市不安宁！农民是大头，农业是根本，农村问题是首要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本末倒置！”
袁书记这番话说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接着又说：“实践证明，我们实行市县两级部门包村扶贫的决策是正确的，徐有福同志在大路畔村作出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说到这里，袁书记扭头对达有志讲：“有志你回去后，给组织部宁部长转达一下我的意见：这次提拔干部，在扶贫奔小康工作中真正作出成绩的同志要优先考虑，干部使用也要有政策倾斜，倾斜到那些扑下身子在基层为农民谋福利、为群众干实事的同志头上来，这样的干部使用导向才是正确的。以后的干部使用中始终要有这一条，作为一个原则去坚持好！要鼓励干部向下跑，而不是向上跑！向上跑你能跑到哪里去？莫非能跑到天上去？”
《机关红颜》41
乔正年科长患了癌症的消息像水波一样在局里漾动着。当赵勤奋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徐有福时，徐有福啊了一声，惊愕得心险些儿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
有句话这样说：“没啥也不要没钱，有啥也不要有病。”有病其实并不可怕。比如胃病、头痛病、耳鸣病，包括阳痿、早泄，甚至性病，都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痨病就能要人的命，痨病不过就是肺结核嘛，肺结核有什么好怕的？
对现代人来讲，可怕的病只有两种：癌症和艾滋病。所以那句话若表达得准确一点，应改作：“没啥也不要没钱，有啥也不要有癌症（或者有艾滋病）”。
而癌症比艾滋病更可怕，因为紫雪市四百多万人口，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可癌症患者每年却有很多例。艾滋病若是虎，癌症若是狼，这个地方有很多只狼，却没有一只虎，那么虎即使再可怕，再凶猛，人们也不以为然，因为虎都在北京、上海的笼子里关着呢！而一提起狼，人们会浑身打哆嗦，因为这家伙常在身边出没。
对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来讲，现在就处在一种“狼来了”的惊恐不安状态之中。市政府这么多局，为什么这只瞎了眼睛的“狼”偏偏闯到咱们局里来？
“狼来了”就意味着要吃掉一个人。死掉一个人并不可怕，因为毛主席早就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一场大火，死几十人；一个矿难和一场洪水，死几百人；空难，又是几百人；“九一一”，死近千人。再往远里说，三大战役，死多少人？几百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多少人？几千万甚至上亿人。
现在是和平年代，和平年代也死人。但那些火灾、地震、洪水等等，没有发生在紫雪。紫雪市死掉的人，很少有一个排一个连那样成建制死掉的。也就是客车翻了，死十几个。而紫雪市运输公司客车翻掉那次，还是两年前的事。下来就是癌症和小汽车的车祸了。
小汽车的车祸时有发生。市里县里都有。有时是开车的司机死掉了，有时是坐车的领导死掉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神不因为你是县级、市级、省级领导，便庇护你；也不因为你仅是个副主任科员，便要你像泥土一样消失。不因为你有钱，就厚待你；不因为你没钱，就让你像烟尘一样飘散。
而我们往往倍感痛惜的，是那些我们身边的、我们熟悉的、甚至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的突然死掉。对局里的同志来讲，目前面临的就是乔正年科长即将死掉的问题。
乔正年科长患的是肝癌晚期，基本已等于判了死刑。
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电影演员也在这一年的夏天死掉了，电影演员患的是子宫癌。徐有福在心里企盼：乔正年科长若是患有子宫癌多好啊！他没有子宫？那不是更好么！没有就不会得子宫癌了。而荫茎癌或棒棒癌，截至目前还没有听说过。
而如果乔正年科长是因车祸突然丧生，就像市政府某部门那个可怜的人一样，刚被任命为某县副县长，在去赴任的途中，所乘小汽车却冷不丁钻到一辆大卡车屁股里去了。由于车速太快，把两个人脑袋都挤没了。真是惨不忍睹。
对乔正年科长来说，即使遇到这样的祸事，也比现在这种情况要好：瞬间便升了天堂，不会有多少痛苦。对他的亲人和同事们来讲，亲人痛哭几天，同事们难过几天，唏嘘几天，最后说一句“死了谁苦了谁”，在追悼会上低低头，抹抹眼泪，便完事了。因为谁也无回天之力，挽回这个人的生命。只有孙悟空与观世音菩萨及太上老君等人有这个能力，放一两颗仙丹到死去的人嘴里，这个人便睁开了眼睛，或者突然坐起来。可这些“神仙”本身是虚假的，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存在过的，所以“起死回生”这样的事情也基本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令人难过的是，乔正年科长已经成为一个“死人”，可他暂时还活着。他每天照样来上班，而且比谁都准时。他虽然身体已有不适的感觉，比如肝区痛、嘴唇发黑、身体消瘦等等，但亲人和同事们都瞒着他。那次检查出肝癌晚期的化验单，拿给他看时，早已掉包。因此乔正年科长只知道自己患了乙型肝炎。“患乙型肝炎的人多着呢！有什么可怕的！”乔正年科长挥挥手对大家说，仿佛挥挥手就能将身上的病挥掉似的。
如果乔科长挥挥手，真能将病“挥掉”多好啊！徐有福这样想；许小娇也这样想；吴小娇也这样想；只有赵勤奋不这样想。他竟然对徐有福讲：“乔科长的病若能转移到那个‘老家伙’身上……”他这句话没有说完，徐有福生气地看了他一眼，许小娇与吴小娇也责怪地看了他一眼。赵勤奋也意识到自己这句话有点儿不妥。这样诅咒人可不好，那个“老家伙”虽然没让自己当科长，还不至于咒他得癌症。况且癌症又不是“如臂使指”的那只“臂”，赵勤奋指向谁就是谁。退一步讲：“癌症”若这么听话，可以转移到“老家伙”身上，也就可以转移到赵勤奋身上啊！想到那个可怕的家伙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赵勤奋吓得张了张嘴：那还是哪儿也不要转移了，就在乔正年科长身上呆着吧！
对局里的同志来讲，尤其是对与乔正年科长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的这几个同事来讲，那一段时间的痛苦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看着乔正年科长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大家心里万分难过。这就好比看着一个无辜的人被押上刑场凌迟处死，却不能够解救他，心中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终于有一天，乔正年科长早晨上班进办公室门时，一下就摔倒了，并且鼻子里也流出了血。大家七手八脚将他抬上车拉到医院。医院很快给家属和单位下了病危通知书。
乔正年科长转到省里一所大医院抢救。送走乔科长一周后，徐有福在办公室与大家商量，是不是应去省里看看乔科长，最后见乔科长一面。
（）
赵勤奋、许小娇、吴小娇都觉得应该去。刘芒果当时沉吟了一下，说到时候再说吧。他能去争取去，不过恐怕难以成行，因为老婆下县里扶贫去了，他走了孩子没人照看，连饭也没人给孩子做。
徐有福知道刘芒果说的是实情，就十分理解地对他说：“刘科长你不一定去了。我们买什么礼品，有你一份。况且老乔在市里住院时，你已去看过他了，老乔能理解，大家都能理解。其实我们去了也起不了啥作用，只是尽尽心而已。”
“那你们去了代我问候老乔。”刘芒果低低头，黯然地从门里出去了。
“你知道他为啥不去吗？”赵勤奋低声对徐有福说：“他心里还在记恨乔科长呢！那次局里动人事，最初本来是让我到宣传科任副科长，他继续留业务三科，我倒无所谓，哪里都一样，哪里也是个副科长嘛！可乔科长不知为啥和他面和心不和，方案宣布前去找了局长和方副局长，硬将我要到三科，将他调到宣传科。他一直为此事对乔科长心存不满呢！”赵勤奋停了一下又说：“总之这个人不像咱俩，有啥话撂在明处，总是将话藏在心里，在心里做事。”
徐有福发现，自从自己当了科长后，赵勤奋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跟他说话显得特别亲热，有时话言话语里甚至有讨好他的味道，像一条小狗一样给晚归的主人摇着尾巴。令徐有福感到纳罕的是，赵勤奋跟他套近乎时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仿佛他们原本就这么亲热似的。袁亦民书记在大路畔村表扬他后，赵勤奋对他的讨好意味更明显了，尾巴摇得更欢势了。徐有福有时真看不懂赵勤奋这个人，就像小时候看那些“反特故事片”一样，从一开场就在猜测：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因为小时候看的那些影片只有一种模式：不是好人打入敌人内部成为“坏人”，就是坏人伪装成好人混入我们“内部”。不过那些影片编得再曲折离奇，一个半小时电影结束时，也就真相大白了。可赵勤奋这家伙与自己这么多年，仍然没搞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男人”和“女人”之别。
是的，人只有两个品种：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好人与坏人。徐有福是个什么人？只能说是一个男人或接近中年的男人，或者是一个现年三十九岁的男人。徐有福：男，紫雪市某某县人，现年三十九岁。一说到“现年”这两个字，徐有福就会想到市中级法院院长核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