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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对象的无限性与感官的开放性是相互依存的。很少只有某一感官单独启用，美最终是对所有感受的综合，或者说是通感。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这一审美过程作为复杂的系统，其间发生了多种借代、递进、转换和扩展的关系：
“忽然发现加代坐在我的旁边。我看到这个加代一面露着一种妖艳的谜一般的微笑，一面直望着前面。也许是她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我像直接地感到了她的肉体。她胖得简直要撑破白皙的皮肤，浑身滚圆，甚至连脚趾都油光可鉴。在她身上，大概没有一块皮肤松弛的地方吧。接着，突然我就像看着樱花盛开时那样，情绪变得郁闷而厌恶起来。于是，想起了从她房间里不断冒出的煮肉的味道，它笼罩了我的心。一下子我的情绪变坏了，想吐，就悄悄地站起身来。这时，我的视线移到她的膝盖周围。那膝盖别扭地弯曲着，粗大的腿像圆木似地装在肥胖的腰上。因此，她给我的印象就像蹲着似的，她的上半身要比其他的人高出一截。
“我从令人窒息的、狭窄的房间走到走廊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她的肉体充满着人间的梦想。”
情绪近乎戏剧性地变化之后，感官之美充盈了整个心灵。美穿越一切，美是终极，它不受人世间逻辑的限制，或者说，美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美是字面之外所有东西的真正联系。日本文学的美呈现于所有细节，而细节总是弥散的，作为感受体会的对象，细节在作品中并不孤立存在。无论审美体验，还是人生况味，日本文学往往是从别人笔墨所止步的地方起步，最终完全另开一番天地。
巴别尔与柳托夫（1）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诩“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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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嚎。”在《战斗之后》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针对“我”在战斗中的表现说：“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你没有装子弹，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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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与柳托夫（2）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