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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也包括正在写的有关大酒瓶的作品。在他舒服的小饭馆里我们吃得很好。他硬要免费让我们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在他进一步的了解中，我们无疑是真正的文人。他时不时地往我上衣口袋里放几支好烟或者坚持在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拿走一品脱冰淇淋。
（）
罗林先生看起来过去是当地中学的一名英文教授。我们召开的有关伊丽莎白时代作家交流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我最让他喜欢的，我相信是我对爱尔兰作家的热爱。我读过夏芝、辛格、邓森爵士、格雷戈里夫人、奥凯西、乔伊斯的事使他把我当作好友。他热切地想读到我的作品，但我有足够的理智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看。
在公寓里我们结识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伐木工。他叫马修，是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人。在他放假的时候开上他漂亮的小汽车带着我们在乡间兜风给了他极大的真正的快乐。他喜欢美味和好酒并且知道在哪里能弄到它们。
有一天在“烟囱石块”那里他款待我们一顿饭。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饭我只尝过两次。我必须这样评论马修，从一开始他就想清楚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从我们交往的最初他就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和他在一起都不用我们解囊。
。只谈他这方面的事情会让人对他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不是有钱的人，也不是我们叫他的“傻瓜”。他是个敏感、富于智慧的人。对书、音乐或绘画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懂得生命和自然，特别是动物——他最喜欢的。我说他不富有。如果他真的希望有钱，早就立刻成为百万富翁了，但是他没有致富的欲望。他是美国人中少有的满足于自己已有的那种人。和他在一起就如同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前门的门廊上一口气聊上五六个小时。那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谈话。
但是写作……不知怎么总也写不出来。写成一个简单的而且是个糟糕的故事也要花费我几个星期的时间。热浪在这件事上起了些作用（在南方，热可以解释除私刑之外所有的事）。没等我写下两行字，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我喜欢坐在窗前，注视着用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他们都是黑人，拿着镐和铁铲去工作，边劳动边唱歌，汗水像小溪似的顺着他们的后背流下来。他们越是辛勤地劳动，我越是不能努力工作。歌曲融入了我的血液，但更扰乱我的注意力的是看守的模样，只膘一眼这些人类警犬的脸就使我脊梁发颤。
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莫娜和我喜欢时不时做个短途旅行。选那些遥远的、古老的、我们可以搭车到达的景点。我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旅行（在南方，时间像飞快的子弹一样流逝过去）。有时我们乘上驶来的第一辆车，而不关心它驶向何方。就这样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奔向南方。我突然想起一个在学校时的好友的名字，最后一次听说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在甫卡罗莱纳州一所小学校里教音乐。我决定去看看他。这是一次长途旅行。像往常一样，我们兜里没有一分钱。不论怎样，我敢肯定我们可以指望上与老友一起吃上一顿极好的午饭。
离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伙伴已整整二十年了。为了能去德国学音乐，他比我们提早离校。他后来成了钢琴演奏家，游遍了欧洲各国，然后回到美国，接受了南方小镇里一个不重要的职位。我曾收到过他的几张明信片，然后就杏无音信。在我沉思冥想时，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二十年毕竟是段很长的时间。
每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去他家听他演奏。他演奏了后来我在音乐厅里听到的所有作品。在我年轻的心目中，他弹得和大师们一样好。他的才干和能力可以得到人们的注目。他的前额有一个初露头角的赘生物。当他得到灵感时，那东西看起来像个短角。他高出我许多，看起来像个外国人，说起话来像在学母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英语的欧洲上层人。除此之外他常穿条纹裤子和柔软的黑大衣。那是在德语课上我们开始了友谊。他已精通了德语，选这门课是为了花更少的时间在这门课上。
那个老师，一个快乐、轻佻的、富于幽默感的年轻小姐确实上了他的当。她假装生他的气，时不时给他一个狡猾的挖苦。一天被他刚刚大声念出的一段完美翻译所激怒，突如其来地问他为什么不选学其它语言，难道他不愿意去学一些新东西？等等类似的问题。面带恶意的微笑，他回答道，这样他有时间去做更好的事情。
“噢，你有？是吗？是什么更好的事？我可以问问吗？”
“我有我的音乐。”
“是这样，你是个音乐家了？一个钢琴家，或者可能是个作曲家？”
“两个我都是。”他说，
“那么，你现在都有什么作品？”
“小夜曲、协奏曲、交响乐和歌剧……加上一些四重奏。”
全班发出喧闹声。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天才。”当喧闹声停息后她说。
下课前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卷起来，递给我。
我刚刚看完就被叫到前面。我把条子展开着交到她面前。她看了字条，脸刷地变红了，然后把它扔进纸篓。那上面写着“她好像是朵花”。
我想起了跟这个“天才”有关的其它事情。他是怎样瞧不起美国的所有事情，例如，他是多么厌恶我们的文字；他是怎样模仿丑化教授们；他是多么讨厌所有形式的练习，但我首先记住了他如何享受在自己家中的自由和父母、兄弟对他的尊重。
全校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当我第一次收到他从海德堡寄来的信时是多么高兴。
他写道：他完全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比一个德国人还德国人。我为什么还呆在美国？
我为什么不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成为一个出色的德国诗人？
我正想着如果他说“我不记得你”那该多奇特时，发现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镇子里。没费多少时间我们就打听到老朋友已在前一天到东部去了。多幸运！我们只好挨饿了！这时早已过了中午。失望中，我紧紧抓住系主任——一个易怒、爱发牢骚的老太太，努力给她造成一个印象：我们是绕了一个大弯路。在去墨西哥的路上，我们的车坏在了几英里之外，这些都是为了我要拜访多年未见的少年时的好朋友而造成的。在紧抓不放、快要咬掉她的耳朵的暗示下，我努力跟她讲明白我们需要吃些东西，最终她很不情愿地为我们弄了些茶水和烤饼。
我们走到镇子边，伸展开腿，我们在这里搭乘上一辆回家方向的破旧福特车。
司机，一个退伍军人，有些疯癫，也有点儿喝醉了（在南方每个人都有海量）。他说他经过阿舍维尔。除了向北以外，他似乎并不知道他驶去的确切方向。我们在回阿舍维尔的长途旅程上进行的谈话特别刺激。那可怜的家伙不仅在战争中负过伤，妻子让好朋友夺去，而且还遇到几次恶性事故。更糟的是，他是个笨蛋，一个执拗、坏脾气的人。如果他恰巧是个南方人，他的脾气会更坏，我们像蚱蜢一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除了他的敌人和不幸，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当我们快到阿舍维尔时，他变得更爱争吵。他明确表示他完全而且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谈话的方式。当他最终让我们在阿舍维尔的路边下车时，激动起来。
我们伸出手来感谢他让我们搭车，而且没忘了说声“再见”。
“再见？”他喊道：“难道你们不付钱给我？”
（）
付钱？我目瞪口呆。谁听说过搭车还要付钱？
“你没想过要白搭车吧，对不对？”他嚷着。“我买的汽油怎么办？”他好斗地从车中探出身子。
我不得不夸大其辞，花言巧语地解释。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摇摇头，嘟哝着：“我一见你们就想到过了。”又想了想：“我真想拘留你们。”突然我从未料到的事发生了。他流下了眼泪。我探过身去安慰他。我的心完全软了下来。
“离开我！”他喊道：“走开！”我们让他伏在方向盘上伤心地哭泣。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着，被他所震动。
“他没有向你捅刀子，算你幸运。”莫娜说。
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对南方人的一贯看法——他们完全不可预料。现在是我们该考虑回家的时候了。
第二天，我一边茫然地坐在打字机前，一边开始怀疑在阳光灿烂的卡罗来纳，我们还能维持多久。自我们最后一次付房租到现在已过去了几个星期，我不敢想到底欠了好心的罗林先生多少饭钱。
接下来的那天，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收到了克伦斯基的电报，告诉我们他们夫妇已上路了，当天晚上就能见到我。
意外的收获！
果然，恰恰在晚饭前他们突然来到了。
你从荒原中走来，
光荣与你同在，
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永恒的生命中。
差不多我们问起来的第一件事——听起来很不体面——是他们有没有钱出让给我们。
“是不是为了吃的？”克伦斯基相当欢喜。“这容易。你要多少？五十元行不行？”
我们高兴地拥抱对方。“钱，”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拍电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真的喜欢这里？不要吓唬我。告诉我实话。这儿没有黑人的天下，也没有犹太人的？这可真让我毛骨耸然……。
吃饭时他想知道我已经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卖出去了，等等。他已经怀疑，因为我们的境况不是很好。“那正是我为什么会突然来访的原因。我花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同你们在一起。”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似乎意味着你们不必再多忍受我一分钟。
莫娜特别赞成和他们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