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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位置也非常好，交通特别方便，无论朝哪个方向，走不了多远就可以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到布鲁克林大桥下面那个奇妙的地方；到地中海东路的阿拉伯、土耳其、叙利亚和希腊人聚集的泊着许多老式渡船的港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蒸汽轮船抛锚的船坞和码头；到市政府附近的购物中心，那个夜晚如海市蜃楼般的地方。
哥伦比亚上区的中心地带多是些旧教堂、高级俱乐部和富人们的摩天大厦，整个庄严古老的中心正在逐渐地被蜂涌而至的外国人、无家可归的穷人和郊区的流浪汉所侵蚀。
小的时候我常到这对面来看我的姑妈，她住在一幢老式高楼旁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离这儿不远的萨克特大街住着我的老朋友艾尔·布尔格，他父亲在一条拖船上当船长。我第一次遇见艾尔·布尔格时大约十多岁——是在不沉河的岸边。他教会我如何像鱼一样游泳，在浅水的地方扎猛子，印第安式的摔跤、射箭，还教会了我如何用自己的拳头，轻松地跑步，等等。艾尔的家族都是荷兰人的后裔，说来奇怪，他们都很有幽默感，除了他兄弟吉米，他是个运动员，是个自视清高的傻瓜。
不过他们家里邋遢，已没有他们祖先的光彩。他们家的每个人好像都是我行我素。
他还有两个姐妹，长得都很漂亮，他母亲也很邋遢，不过人长得很美，而且性格开朗，生性懒惰，却很大方。她曾经当过歌剧演员。至于那个老头，那位“船长”，很少见他在家。偶尔见到他时总是酩酊大醉的。我们饿了时她就扔给我们几个零钱，让我们自己去买些吃的。我们总是去买些同样的东西——腊肠、土豆沙拉、泡菜、馅饼和油煎饼。蕃茄酱是免费的，咖啡总是淡而无味，就像涮碗水，牛奶没有新鲜的，而且家里的杯盘刀叉没有一副是干净的。不过每一次吃饭总是很快活，我们总是狼吞虎咽。
在这个街区的那段生活是我最难忘、最高兴的日子。艾尔的朋友同我认识的那些男孩子好像完全是两种人。萨克特大街充满了更热情、更自由、更友好的气氛。
虽然他们和我年龄相仿，却给我留下了更成熟、更独立的印象。每次与他们分手，我总有更加充实的感觉。事实上，他们都住在码头，他们的家人在这儿住了几代，他们是同种族聚居的一个团体，也许是这些因素造就了他们更让人喜爱的品德。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中间的一个，虽然他很久以前就死了。弗兰克·斯科菲尔德。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才十七岁，但体格已经像个成年人了。当我回想起我们之间那奇特的友谊时，却发觉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吸引我的正是他随和、自在、愉快的举止，绝对灵活、毫不犹豫地接受给予他的一切，无论是一个冰冷的维也纳香肠、一次热情的握手、一个旧铅笔刀，还是一个答应下星期来看他的许诺。他成｜人后变得很臃肿，体重大大超过了标准，但他很能干，那是一种奇特的、本能的方式，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报界要人的得力助手。他随这位要人走南闯北，完成各种各样没有报偿的工作。在萨克特大街那段美好的旧时光之后，我可能只见过他三四次，可我心里总忘不了他。有一段时间，我常常高兴地回忆起他，他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对人毫无保留地信任。他只写过一些朋信片，你简直看不清他潦草的字迹。只有一行字说他现在感觉很好，世界真美妙，你他妈的怎么样？
乌瑞克偶尔来看我们，通常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总会与他一起在附近一些老地方长时间地散步。
他从小就对这些地方很熟悉。他常常随身带着个笔记本，用他的话说“记点东西”。我常常对他用铅笔和油画笔的技巧感到惊讶。我当时绝想不到我自己有一天也会做同样的事，他是个画家而我是个作家——或者说至少我希望有一天能是。美术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王国，一个超乎我想象的世界。
尽管在这些年里乌瑞克没有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但他对艺术界却非常了解。
对于那些他热爱的画家，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带着感情和理解地谈论。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仍在回响着他对那些人滔滔不绝而又恰如其分的赞扬，像契马布埃、乌切洛、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博蒂切利、弗米尔，等等。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看一本画册，当然，里面都是大师们的作品。我们坐在那儿仅仅对一幅画就可以聊上几个小时，至少他能这样。正因为他自身是那么虔诚、谦虚，毫无疑问地虔诚、谦虚，他才可能这样深刻地、很有鉴赏力地谈论“那些大师”。在精神上，他本身就是位大师。感谢上帝他一直没有失去对大师们的尊崇和热爱，真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崇拜者。
就像奥洛克，那位侦探，他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什么东西迷住。在我们沿码头散步时，他常常停下来指着一些破旧的建筑，或是残垣断壁，细述它们在对岸摩天大楼或是庞大的船体和高耸入云的船桅的背景衬托下的美。时常是在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乌瑞克似乎浑然不觉。这种时候他会羞涩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信封，用一个短得可怜的小铅笔头想记下“一点东西”。我得说，这些笔记可是一点儿结果也没有，至少那时候没有。
在“工作”的间隙，他会让他的朋友们，主要是那些姑娘们做他的模特，给他摆出各种姿式。这些时候，他总是手忙脚乱的，好像在为沙龙的画展做准备似的。
他在画架前模仿着“大师”们的各种姿势和手势。他那些近似疯狂的动作简直让人目不忍睹。令人费解的是，结果总是令人沮丧的。“去他妈的。”他会说，“我最多只能画点插图。”我现在还可以想象出他站在一幅流产的作品前叹息着，语无伦次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他会去拿一本塞尚的画册，翻到他最喜欢的一幅，然后呲牙咧嘴地瞧着他自己的作品。“你来瞧这个？”他会说，一边指着塞尚画中特别成功的部分。“我他妈的为什么就找不到这种感觉——哪怕一两次也好？你说说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接着他会深深地叹口气，有时候发出真正的抱怨。“我们去喝一杯，怎么说呢？干吗非要成为塞尚？我知道，亨利，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不光是这幅画，或是以前的哪一幅，我的整个生活都出了问题，一个人的工作反映出这个人的全部，他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不是吗？瞧这个，我就是一块干巴巴的奶酪，呃，什么？就这么回事儿！去他妈的蛋！“说到这儿他把酒杯举到唇边，嘴角古怪地自嘲地扭曲着，让人体味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如果说我崇拜乌瑞克是因为他与大师们的竟争，倒不如说我真正崇拜他所扮演的这个“失败”的角色。他是一个懂得如何演奏出挫折和失败的乐章的人。事实上，他具备一种智慧和宽容，使这些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与成功只有一步之隔，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完全的失败。
这也许是事实。乌瑞克所以能够得到解脱是由于他全然没有抱负。他并不渴望得到世人的承认。他想成为一名好画家只是为了得到拥有一技之长的满足感。他喜欢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除此无他。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玩棋时喜欢下中国象棋，尽管他的棋下得要多臭就有多臭，那只是因为抚弄象牙棋子能给他带来一种特别细腻的快感。我还记得那几次我们去博物馆寻找古代的棋盘，只要乌瑞克能在一个曾在中世纪的城堡里用过的棋盘上下棋仙会乐上天的，根本就不会在乎棋的输赢。他精心地挑选所用的每一样东西——衣眼、旅行袋、拖鞋、台灯，每一样东西。他选中一件东西时总是放到嘴边亲吻，不管是什么，只要还能补救的他都会缝补、修缮或是用胶重新粘好。说起他自己的东西时就像某些人谈论自己的宠物一般；他对这些东西赞不绝口，即使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例外。有时候我还见到他在同它们谈话，就像对老朋友似的。克伦斯基这个可怜讨厌的家伙，他就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什么东西对他来说都无所谓，都没有什么意义。任何东西只要一到他手里就会破碎不堪，或者变成破烂。可是有一天——我至今仍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就是这样的一个克伦斯基开始作画了。他一开始也十分出色。真是棒极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色大胆、鲜艳，就好像他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他的主题也不乏大胆和创意，他一画就是八九个小时，事先或之后胡乱地填饱肚子，并且总是一边画一边唱歌，吹口哨，两只脚不停地倒来倒去摇晃着，总是自己给自己鼓掌。不幸的是那只是昙花一现，几个月后就渐渐终止了。从那以后他便只字不提画画了，显然，他要忘记自己曾经摸过画笔……
在我们这段平和宁静的日子里，我在蒙塔吉大街图书馆认识了一个怪人。他们跟我很熟，因为我一直在找他们的麻烦，向他们借那里没有的书，要他们帮我去别的图书馆借一些珍版的或是很贵的书，还总是抱怨他们的藏书太少，服务不周，简而言之就是想让别人讨厌我。更有甚者，我还总是因为过期归还、丢书（已经在我自己的书架上了）和丢页付高额的罚金。有时我会像个小学生一样受到公众的指责涸为书上用红笔画了线，或是在页边的空白处徐涂写写。后来有一天，我正在圆形的书架前找一本珍版书时——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同一个学者模样的人聊了起来，他是馆里的工作人员。从聊天中我得知他去过欧洲一些著名的图书馆。碰巧从他嘴里听到了Medrano这个词。这实际上是个希腊词，不过我还记得。不管怎么说，我很喜欢这个家伙，于是我邀请他第二天晚上到我家来。我从图书馆一出来就给乌瑞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