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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都大笑起来，连平时懒得笑一笑的孙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搁在后脑勺那儿，全亮出来了。孙姐的搭档笑着直抹眼睛，空出来的那只手有意无意地压在孙姐亮出来的牌上。玲姐一边笑，一边夸：“还真是一副治感冒的水方子！”铜镯女子仿佛受到了鼓舞，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绕桌一周，要查看每个人手中的牌。轮到我时，我直接把牌交到她手里，说你玩吧。铜镯女子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真乖。她伸出戴铜镯子的那只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玲姐说：“明儿把小帅哥借我一天好不好？我想带他去逛街。”
玲姐收住笑，说：“打牌打牌，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还嫌感冒得不够严重啊？”说完又笑。铜镯女子乱笑个不停。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着打牌。她们常常停下来谈一阵子男人，然后打一阵子牌。铜镯女子嗓门最大，有十多分钟她差不多打一张牌出来就要骂一声“臭男人”，虽然并不是特定骂我，可在场的男人毕竟只有我一个。我去客房里躺下了，听见牌局散了，才走出来嘟囔了一句：“她以为她是谁呀！”
玲姐赶紧关上门，等牌友下楼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不该那么小气，“摸了一下头又有什么，你又没少一根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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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狗，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玩具或别的名称更不好听的东西，我不知道玲姐怎么笑得出来，还这样说我。经过一系列心理转换，我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生气，最后闷闷地走掉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她家里。
到了下个周末，玲姐打电话要我去的时候，我拿定主意，如果那铜镯女子还来打牌，我就不去。
我在电话里有点犹豫，玲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扯了几句别的，才说那个宝贝丁当不能来了，丁当出差了。丁当，就是那个铜镯女子的名字。
我笑了笑，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玲姐猜中了心思，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存在心里的不快好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点小气，然后又担心这小气的形象，会不会在玲姐那里真的凝固了。
拿上自己的包，走出公司大楼，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望着树上那些光秃秃的、错乱的枯枝，忽然想起南方小城的春天来了。
小城这阵子一定是春雨潇潇的情景，下一场雨，就等于是往植物上刷一层彩色油漆。三月底的北京，却还只是名义上有个春天，非得等到一场沙尘暴来遮人眼目，那些树枝才肯挂上肥大的叶子，突然出现的绿色总是浓得像幻觉。
出租车拐上二环，穿过了大半个北京，我脑子里还在响着小城的雨声，想着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城来了。
我来北京，差不多有五年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下火车，没有坐接新生的大巴，打了辆的士绕道天安门。的士上了长安街，开得很快，我觉得整个北京在我面前不停地打开、打开、打开……透过挡风玻璃，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在这座巨大而神秘的首都里，在一幢覆盖着爬山虎的居民楼里，在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分钟，妻子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爱嫉妒的孩子在一旁使劲地踩着一辆玩具汽车。现在五年快过去了，我跟玲姐的交往，差不多是我从这座城市里能得到的唯一温馨。
到了玲姐家，我正要掏钥匙，门忽然打开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长发女孩，虽然说不上非常漂亮，但非常清爽，身材均称结实。
女孩挽着袖子，双手湿湿的，胸前也湿了一大片。她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才慢慢撩开头发，露出被挡住了的半边脸，牵动嘴角笑起来。笑意很快溢满了整张脸。我像给温暖的水流冲了一下。女孩说，玲姐正在厨房里忙乎。正说着，玲姐拎着菜刀出来了。
玲姐说：“这是我表弟小天，这是许可佳。”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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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２１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