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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还这么不了解我，不相信我。”
“了解！相信！这些话你对许可佳说去吧。我这里就不用费这口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真是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玲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说：“我还这么想呢。这么多年？我才离开几天？你就这样？你叫我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那种想法。事情已经都告诉你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玲姐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听这些了。”
我说：“再说下去，我也觉得没劲了。”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清醒一点后，我觉得这不是玲姐在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去阳台上吹了吹风，更清醒一些了，又觉得这才是玲姐在说话。我忽然意识到玲姐很可能是在吃醋。跟玲姐谈我和许可佳的事时，要是考虑到她会吃醋，我也许会省略掉从热带丛林餐厅出来的那天晚上拉着许可佳的手散步的细节，还有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的事实。不过，我也可能会更夸张一些的。当我像说别人的事那样说那些细节时，当我要她去跟许可佳谈一谈时，她要是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才应该感到吃惊呢。
这么想了想后，我心情好一些了。靠在沙发上仰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想法跟玲姐说说清楚，表明我对她的心迹，不要让她在误会中自己折磨自己。我应该说明业务上的不顺，闷热的天气也让我心烦，然后为刚才的焦躁道歉。也许我还应该在性格上再反省一下，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些软弱，告诉她我确实没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许可佳。
再打电话过去，玲姐的手机已经关掉了。我每隔几分钟拨一次，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拨通了，但只响了几下铃，就没声音了。打到她房间的座机上，是她的同事接的，同事说她不在，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我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影响她在单位里的形象，就说不麻烦了，我打她手机吧，谢谢。再打查询电话，查到宾馆附近的一家花店，要花店给玲姐送一束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上海，请回电话。小天。”
一个多小时后，玲姐回电话了，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开会。我明天回北京。”
我上街买了些东西，把玲姐的家布置了一下。客厅里放了一些鲜艳的气球，有的是胖娃娃，有的是胖动物，高高低低悬浮着。我是金牛座的，就让一头气球做的大牛斜挂红缎带，站在进门处的鞋柜前伸出双臂。红缎带上写着：“热烈热烈欢迎阿胖回家！”阿胖，是湖边那几天里启用的新昵称。餐桌上、茶几上、床上摆了一些巧克力和玫瑰，摆成了一行行字：“小天爱阿胖！”“阿胖爱小天！”诸如此类的肉麻话。梳妆台上斜插了一支玫瑰，玫瑰旁放了一张字条：“这支玫瑰是专为你开的！”
布置之前，我参考了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写的一本书。有一些点子和肉麻话，还来自《魅力》杂志里的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没办法，要从这个时候的我身上找浪漫，无异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像很多男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宁肯把感情藏在心里沤烂，也不轻易拿出来示人。我一般也不看浪漫书刊，觉得那是些小花招，小把戏。现在，我喜欢不喜欢那些小花招小把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格戴克说：女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浪漫。我应该相信他一回。
浪漫工程完成后，我出去跑了半天业务，照例一无所获。欢欢喜喜回到玲姐家中，我吃惊地发现，我布置的东西都不见了。每个房间里瞄一眼，都像没被我布置过一样。玲姐不在家，如果不是梳妆台上多了一根长头发，我简直要怀疑她还没回来过。捻起那根头发又去每个房间里转了转，回到客厅长沙发上闷坐着，我能从头发上嗅到玲姐的气味，我的脑袋里一阵一阵地发懵。我当然不会真的认为我是在梦中布置过这套房子的，但此时的感觉，又真的像从一场梦中一点一点醒过来一样。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还得在单位的宾馆里住几天，继续开会。关于那些气球、鲜花和巧克力，她只字未提。很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提了一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事我们又发生了争执，我说：我一番辛苦和用心，你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放在屋子里。玲姐竟说：“你把家里弄那么乱，害我收拾了半天，累死了，那些小花招小把戏你还好意思说。”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出去。我不希望我和玲姐之间的别扭继续闹下去，我渴望玲姐温暖柔软的一面，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离开以外更好的办法。玲姐从上海回来后，性情变得很厉害。几次见面，常有冷冷的重重的话朝我摔过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回她几句，后来，我干脆把这当成是又一节训练课，练习一个男人应有的宽容和忍耐。有一天，我试图讲和，尝试了格戴克的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根本不管用，被她冷冷地重重地推开了。我对格戴克的信心一点一点落下去了，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一点一点落下去了。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玲姐明明在北京，她也会在手机里说她在外地。好不容易见着了，不是她家里有别人（一般是丁当或孙姐），就是她找借口很快出了门。长时间没跟她在一起交谈或演奏，那种滋味不说也是清楚的。可我也不愿意表现得太下作，尽管那种滋味比去湖边之前更不是滋味。
跟玲姐闹别扭的那段日子，我经常睡不好觉，白天经常精神恍惚地在一幢幢大楼之间奔走。业务方面依然毫无进展。本来有几家客户愿意进一步接触的，但都给别的销售员撬走了。那段时间销售员之间互相撬业务，已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同的公司之间互相撬，就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销售员之间也互相撬。你去销售部汇报某公司有意购买某某规格的通信系统，稍不留神，给另一个销售员知道了，那笔业务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除非你还有更狠的招数。
更狠的招数，通常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和人格。当这样的较量发生在我和粘糊小妹之间时，我真的很痛心。她却很无所谓的样子，事后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天哥，我请客。业务之内我们是对手，业务之外还是朋友。”我提醒她，那笔业务客户要是发现她没用原来承诺的配置，肯定会找她的。她依然很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啊，就是不开窍，眼看着别人撬走你到口的肥肉，真还不如我来撬。我做成了，可以请你，别人做成了，连句谢谢都没有。”我承认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只是问她：客户发现了怎么办？粘糊小妹忸怩了一阵，说别人问这个，她肯定不会说，既然我再三追问了，她只得告诉我。她说通常达不到承诺标准的配制不是埋在地下，就是封进了墙壁，不懂行的客户一般不会发现的。就是相同型号的配制，也有正路子与水路子之分，寿命长短之分。况且水路子来的有些比正路子来的质量更好，有些寿命短些，但三两年之内没问题，过了保修期，让维修部的人继续赚钱就是了。我笑了，说：“你厉害你厉害。”她低下头笑了笑，要我别讽剌她。她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还是希望这些窍门能帮上我。我说，我下不了那个手。这件事没有接着谈下去，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我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只不过比一般销售员多读了几本书而已。我读过的那些书，把我和那样的事情隔开了一些。
有时候，许可佳会打电话来提供一些业务信息。我会故意跟她拧着，不去她说的那些单位。一看是她的电话，我一般会说我很忙，待会儿再给她回过去。一会儿过后，我没回过去她也不以为意。她几次约我见面，我都没答应。我已经总结了上两次见面的教训：每见一次，两个人就稀里糊涂的走得更近了一些。对她，我大致上采用的是玲姐对我的冷处理方式。正因为如此，我心里也常常同情许可佳，不愿意说伤她的话。无论如何，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都是对另一个人的赞美，我觉得她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我没能够正确应对。在找到比冷处理更合适的方式之前，对许可佳，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玲姐忽然问我，要是我确实不喜欢许可佳，另外介绍一个好不好。
我不知道玲姐是在试探我，还是在说真的。不论是哪一种，她能这样心平气和地提到许可佳的名字，都让我有一点高兴。此前一两天，她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一些好转。见到了我，会拿我又黑又瘦的模样淡淡地开一两句玩笑。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咳嗽一声，她还会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借此机会跟她商量一下，怎么把我跟许可佳的事情做个了结。
我先把我对许可佳的看法告诉了玲姐，我尽量说出我的真实看法。许可佳不是一个让我讨厌的女孩，许可佳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是，我对她没有那种感觉，跟她做一个普通朋友可能会很不错，诸如此类。正说着，座机电话响了。听得出来，给玲姐打电话的是一个姓易的男人。
玲姐给这个姓易的男人打电话时，声音亲昵，脸上有笑容，手上有动作，嘴上还不停地喊着老易老易。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时这样，不由得疑心大起：这人跟她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在电话里热呼呼地问起他的饮食起居等等？接下来，心里酸溜溜的，就开大了电视机音量，嘴里还发出了一些小动静。玲姐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头朝我嘘了一声。我立刻觉得胸中郁闷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