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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注：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的信徒。更糟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的那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因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地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档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而令我有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的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