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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范缜：南朝梁人，著作《神灭论》针对当时佛教盛行的现象进行了犀利抨击。
＇13＇ 钟嵘：南朝人，他创作的《诗品》也是文学理论名著，和《文心雕龙》一起被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此书主要对从汉到梁的122位诗人进行了诗歌品评。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刻薄人善做文章”的观点？
2．“文如其人”到底对不对？怎样辩证理解它？
3．如何培养自己的“文德”？
三、读书的精神
章节提示：
对传统的继承是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它根源于人的天性，作为一种能思考的生物，人的每一刻也许都在追问“是”或者“不是”，人生多半是在自我肯定和自我怀疑的矛盾组合中度过。知识积淀同样受这一矛盾的支配，因此，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具有怀疑的精神，不断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钱钟书治学，就是本着辨伪求真的精神。即使是那些已成定论的事物，也是从不轻易相信的。典籍高册、历史文献，概念名理，这些都要经过他深思明辨的心灵透镜的检验。书不可尽信，这是钱钟书的一个读书原则，因为了艺术创作或者其他原因，历史上常有很多言不由衷的书，尽信书往往会闹出笑话。
同样地，历史也不能尽信。虽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语言却容易失真。古人史识浅薄，不懂得区分真幻，存疑传信，记事时往往体会人情，揣摩情境，不自觉地运用想像、虚构，还以为理所当然。历史，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小说的道路上去了。钱钟书辨析了“诗”与史的关系。指明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说“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历史，总是人的精神心理蜕变留下的痕迹，从此意义上讲，不仅史书是史，一切典籍都是历史。只凭具体的历史事迹不足以认识历史，要多方参考，绕到史书的背后体会历史精神。
名教传统在历史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常常将名和实分离，概念、名份成了人的心理负担。钱钟书深感世间事物多有名无实，提出无论读书还是治学都不要“只求正名，浑忘责实”，不要尽信名而忽视了实际。
怀疑的精神
由于艺术创作和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身边常常存在一些言不由衷的书。了解一些信息误传的手段，可以提高我们鉴别的能力。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不如无书。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怀疑的精神。
钱钟书曾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唐代一个叫王彦龄的人好唱《望江南》词，去宫廷拜见长官时，他的上司责备他，王彦龄立刻上前用《望江南》的句式回答道：“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下句没想好，回头正看到一位姓马的军官，于是接着说：“请问马督监！”退下宫廷，马督监责备他说，我又不知道情况，你干嘛让我作证啊？王彦龄笑着回答：“暂且借您押押韵，请别见怪”。另一个是《说郛》里记载了一个叫李廷彦的人，他给上官献上排律百首，其中有一联说：“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读后替他伤心道：“想不到您家里遭到这样的不幸。”李连忙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儿，这么说只是为了押韵方便。”
对于这两个故事，钱先生说：“虽发一笑，足资三反。”反思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次，是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应持的态度；再次，推而广之，对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文学追求艺术性，当然离不开虚构。如上文讲的两个人可笑之处不是因为他们随意编造，而是因为一个人不分场合，需要明言事实的时候仍然用艺术手法处理，所以闹出“环境错位”的笑话。另一个则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把文学创作理解成纯粹的形式追求，不着边际地臆想。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作家还做着类似可笑的事情，并把为了追求艺术形式而不着边际的虚构作为创作的真理。我们的文学史上向来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首先是用于抒发情怀抱负的。若“情”和“志”完全受“属对须之”、“押韵须之”的驱遣，文学就变成了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两个故事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文学和生活的距离。类似得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屡见不鲜。把作品里的故事作为生活的理想，甚至在现实中模仿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生活，是很多年轻人易犯的错误。因为他们缺乏怀疑精神，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推而广之，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得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给后世好学深思、对书传记载抱怀疑态度的人有很大启发。而钱钟书对这句几乎被奉为真理的话同样有自己的看法，进而补充、申发。他在《管锥编》中论《诗经》的时候谈道：“顾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各坠一边，不尽信书，斯为中道尔。”后来又进一步解释说，学者观赏诗文，总喜欢推究考证那些缺少证据的言辞，难以验明的事情，这种工作固不可少，但若做得过分，就像扶不住的醉汉，从东边扶起又向西边倒去。完全相信书不如无书，但完全不相信书就等于无书，好比楚国没有得到，齐国也从口边溜走了。
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当中，唯有文字将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但是文字是静态的，是没有感情的表达。人们在传达或者转述的时候，往往会加入自身的感情色彩，导致事实失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所以，人们在探究与治学的时候要有怀疑精神。
王充在《论衡》里讽刺世人，以为凡是写在竹帛上的东西，都是从圣人那里传下来的，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相信得一塌糊涂。自然，也闹出了许多笑话。
笑话通常这样产生：古书里的话一般说得非常简练，有些从神话或历史中沿用的掌故常常是一带而过，不免给后人的理解造成困难。可偏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想当然地随便发挥，而且发挥得头头是道，解释记载下来，流传开去，等到明眼人再翻开历史的书卷，发现漏洞时，就又多了一件闲谈的笑料。
这里讲讲钱先生说过的两个笑话。在上古传说的唐虞时代，有个叫“夔”的人，做大夫。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大家都说：“调乐如夔一足矣”，意思是，主管音乐，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但在世人流传中却成了：夔只长了一只脚。
另有一个笑话是“宋丁公凿井得一人”。讲宋丁公没有凿井时，每天要派一人去打水，凿井之后，打水的劳动力就节省下来了，所以说：“得一人”。俗传却成了宋丁公凿井时，在井里发现了一个人。
市井百姓喜欢传疑，往往一件事传来传去就变形了，如果只把它归结为小民百姓读书少，见识浅也就罢了。可是，钱钟书发现，很多书籍的作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出于无心，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强词夺理。怎样才能在读书时学会质疑？钱子谦在《钱学论》中将钱先生有关“传疑”伎俩的论述总结了一下，称为“学究操术”，我们看过后也许能对号入座，以后读书时才能防止被蒙骗，同时也避免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下面就对“学究操术”做个大盘点：
一、望文牵合。就是望文生义。只理解字面意思，却不探求作者的本意。
最有趣的例子是孔子乘桴浮海。《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是孔子晚年感觉到自己无力挽回衰退的文化，文教德育的主张行不通了，所以打算乘个木筏到海外去。并感叹说：“跟随我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听了很高兴。孔子又说：“仲由这个人太勇敢，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什么可取的了。”可后人把这理解为，孔子看着滔滔大海，想做条船，但不知去哪里寻找木材。而后来的传说更加稀奇古怪：曾经有一个鲁国人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茫茫大海中隐约见到人影晃动，原来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遨游海上。孔子给了鲁国人一只木杖，让他闭上眼睛骑在上面，安全地返回家。后来，鲁国人出海，把木杖扔进水里，木杖化为游龙，乘风而去。
钱钟书评论道：孔子竟然从不轻言神怪的忠厚长者变成了飘洋过海的神仙，跟随的人也不只是仲由一人，而成了浩浩荡荡的七十二弟子了，望文生义，虚构谣传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把孔子说成神仙也正好对了某些人的胃口，他们可以拿出一本《论语》，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神仙是存在的吧，龙也是有的，连孔子都可以证明呢。”很多人都善于通过古书发挥丰富的想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你就只好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二、坐实使信。就是说把话讲得头头是道，让你不得不信。
这种办法往往奏效。因为作者几乎把话讲得滴水不漏。可是，锐利的眼睛和好思的头脑仍然能找出破绽来。《太平广记》里面搜罗了许多传说和故事。其中记载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升仙的故事说，刘安升天时脚踏的石头上至今还保留着人和马的足迹。钱钟书却讥讽说，脚印沉重得都能陷进石头里，还谈什么升天啊？话说得越确切，反倒越不可信，越让人觉得荒唐了。当然，这个故事如果当做神话传说来读，细节反而能增加不少趣味。可是，它也教会我们：读书的时候，既要能进得去，又要能出得来；既能充分体会欣赏，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文学的虚构总是经不住真实世界检验的。
三、自圆其说。有些人在写作的时候喜欢拉出古人为自己做辩解，可是，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