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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的训练，莫说学生没有，老师没有，主持教育的人、社会一般
人士也没有。
熟悉我们的学术界的人都晓得，我们思考能力之贫瘠，已经到了令人
不忍再谈的地步了，不只学生是十岁笨童，大多数的学术从业人员也是。今
后我们如果不能从大学课程设计上加强思考之训练，不能建立学术评量的规
范，再多呼吁“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毫无用处，因为机会来了而无能力去掌
握，情形会比虽无机会但有能力去创造机会更糟。
另外，有关课程多寡的问题，龙先生认为应该少开课，不能把学生的
学分时数填满，而让他们没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有关课程应多或应少
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各有利弊，龙先生可能可以先参考一下有关的教育
论著，了解一下它的复杂性，不必太匆遽论断。这并不是说龙先生讲得不对，
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来想想这个制度上的严重问题。毕竟，教
育是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须彻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们不妨审慎讨论，
这其中便须要知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情绪性的争论，越少越好。 原载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戴着面具读书吴
齐仁龙应台小姐的《幼稚园大学》一文击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发
了我个人四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想。（但这四点感想不全与龙文相关）其一：
我个人心中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觉得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脑海中曾
洒下了太多的迷雾，这些迷雾有的是属于人生观的，有的是历史观的。或世
界观的？ 。不一而足。许多人年纪渐大以后，常要花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
逐步解除早年蒙盖在他脑海的迷雾。本来，人所吸收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
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雾大多是来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
了。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但如今“老师即真理”
或“课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条，使许多人没有能力去鉴别什么是
迷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去知、什么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务
的机构派到高阶单位听一场旅美学人的讲演，那次演讲的内容之荒诞拙劣，
演讲者态度之蛮横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却仍卖力地笔记着，
事后还为我们归纳了两点似通非通的结论。他的勤恳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
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涂自己的眼睛。
其二：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是龙应台小姐着力
特重之处，也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最大的隐忧。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
小学上美术课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画苹果，学生正要拿起画笔，老师喊“停”！
“照讲桌上的模型苹果画！”学生兴高采烈地准备动手了；又一声“停”’“我
来教你们要这样这样画才行”。每次图画课老师都要叫停数次；躬亲指导每
一个细节。后来他班上的一个学生转至他校，上美术课时，所有同学都热热
闹闹地画起来了，只有新转来的同学静静坐在那里等老师宣布这一次应该怎
样怎样画。这一个故事或许不全真实，但我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却可以
证明这故事不是乱说的。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利用它来提倡“传道、授业、
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论调；事实上文明如果不是靠着薪火相传，人类就像被
抛掷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从头开始。故我想表达的，毋宁是“传道、授
业、解惑”该有一套适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际，过度保护，过度“提
携”，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学生的脑袋弄坏（而许多人的脑袋确是这样
被弄坏了的）。“庄子”“应帝王”里混沌被他的朋友们善意凿窍终至于凿死
的故事，及孟子书中“揠苗助长”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极而流的，咀嚼之
余，怎能不留意“凿”之过度，“揠”之过度的保护型教育对下一代的斵伤
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所谓自发，是要
在一定的纪律内从事的，而不是要纵容甚至鼓励学生培养“作怪”的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
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
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
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缩在老师身旁惊叹
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
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
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
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
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
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
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
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
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
却又要天天处理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
觉吗？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
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
试，到联招，到托福、GRE… …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应付”，所思所学与自
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干”。戴震晚年给朋友的信上说“生平所记，都茫如隔
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这段告白把与己不相干和与己相干的分别说得再透
彻不过了。
但相不相干，为“主”为“客”又不是以学科分的，有些人学了电机，
并对电机生死相与，而有些人电机的知识对他还是像客人般的——因为他可
能是为了出路或时髦而学，换句话说：他是戴着面具在念书。近代日本哲学
家西田几多郎即曾说过：“学问毕竟是为了生命？ 。没有生命的学问，无用
也！”这段话对我们那些急急忙忙的学生们特具意义！
笔者对教育虽是个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变革牵涉层面之复杂及速
度之缓慢（有时甚至是用“地质学”的脚步在进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
又一年的重蹈旧辙，又不能不有“无力可回天”之感。而这篇文字，也正是
这份无力感下的一点吐露耳。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国时
报？人间》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
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
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
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
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
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
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
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
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
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
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
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
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
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
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
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
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
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
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
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
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
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
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
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
变得阴暗封闭。
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
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
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
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
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