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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
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
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
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
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
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
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
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
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
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
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
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
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
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
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
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
有。
※※※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
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
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
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
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
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
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
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
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
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
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
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
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
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
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
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
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
无“道”的“师”？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
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
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
的权威造成威胁？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
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
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
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
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
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
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
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
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
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
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
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
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
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再谈“幼稚
园大学”龚鹏程拜读龙应台先生《幼稚园大学》（三月十四日“人间”副刊
《野火集》专栏）一文之后，感触良多。龙先生的野火烧得很炽烈，对国内
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评得很生动。
但是我个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龙先生认为国内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严重缺乏。其所
以如此，原因在于办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采取“抱着走”、在课业上采取“赶
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采取“骑着走”的态度，不能把学生当做一个成人来
看待。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
然而，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此单纯。整个机构、制度、从业
人员、社会组织，乃至学生本身，都与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
系。以社会之组织与规范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并不需要独立思考的能
力，即能获得成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处碰壁，那么请问大学生还
会不会渴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来说，我们已经僵化了的制度，
对于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和一位毫无思考能力的学生，有什么保障、
鼓励或惩罚吗？如果没有，何能要求学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
反而能让他顺利获得高分、获得学位，我们又何忍要求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
力？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替学生辩护，更不是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
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辩明以下几点：第一，独立思考能力，主
要是在知识问题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独立思考能力甚少。因
此，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显得愚钝，例如大家
所熟知的：牛顿拿手表去锅里煮之类，但这并无疑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
家。
换言之，像龙先生所举大学女生不晓得脚扭伤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
乃是日常生活之处理，与独立思考能力无太大关系。今天的大学生，其实并
不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无知，而是在知识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处理上，像
办活动、游玩、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超过幼稚园阶段甚多；但在知识
层面的思考能力上，他们似乎依然是罗素所说的“十岁笨童”。
第二，独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对知识问题时才显得重要，则我们
便必须了解近代大学教育在性质与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谁都知道，
在迈向廿一世纪的今天或未来，要使台湾能适应未来的挑战，自须提高人民
的知识水准，而要使全民知识水准提高到合于时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质、
量、时间方面，都必须再予延长。所以，高等教育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是
奢侈，而是必须。这种情势，不但逼使大学在功能上由高等教育变成了大众
教育（MassEducation），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也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被“驱
迫”到大学里来。大学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而非向往；获得高等教育所给
予的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兴趣；对于大学崇高的理想，他
们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要来到大学。他们虽然也可能知道
知识在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里的重要性，却远比他们的前辈，显得在心理上
怠情，燃不起探询宇宙真理的热情。
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
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
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
大学生本身没有责任吗？拷贝文化之盛行、校园中弥漫着的实用导向，早已
使大学变成了一座座高级技艺训练班；独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学生看来，往
往只是不着边际的唱高调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台湾特殊的毛病，
其实这是现代大学性格及其功能蜕变中，普遍发生的世界现象，代表大学本
身的危机。只不过是因为欧美各国多有深厚的知识传说，所以还能保得住学
术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严，我们实际上无此传统，再加上开发中的特殊社会
性格，遂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想使大学具有一些理想性、创造
性，具有知识上独立探索的可能，独立思考能力之要求，当然不能放弃。但
是，独立思考能力会不会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点、
放松一些，学生就自然能够独立思考了呢？一只鸭子，没人管它，摆在那儿，
十年后还是一只呆鸭。独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需要训练的。
而这种的训练，莫说学生没有，老师没有，主持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