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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
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
※※※
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
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
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
将他判了死刑。
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
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
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
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 。泪眼中，我
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
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
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
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
※※※
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兴达港正闹着“绿牡蛎”的问题。可是海滩上没有了垃圾。滨海新建
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车辆很少；渔家用路面来晒鱼翅。戏台一座接着一座，
正演得热闹。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穿着黑色的唐装，卷起裤角，坐在板凳上
看戏。“阔嘴”，也该是这个年龄吧？光着头的国中生跨坐在脚踏车上，望着
台上出神。
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
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
层淡淡的霞色里。
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
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
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
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
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
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
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
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
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
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
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
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
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
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
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
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
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
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
啊，这样的生命力！
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
的毛毯，无声地覆盖。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
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
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
子上沾满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
人合唱起来。
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
在雪地里闪着。
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
※※※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
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
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
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 。啊，
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
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
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
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
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
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
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
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
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
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
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
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
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
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
多。
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注重环保等等都是执政者面对“生气”的社会
所作的因应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觉醒永远落在民众觉醒的后头，如果改革永
远来在民众“生气”之后，这个政府是吃力又不讨好的，因为它一切的革新
努力都显得被动、被迫、勉强。聪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变的前头，主动地
改造环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
的告别”。
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
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
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
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
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
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
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
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
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
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
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
特别的沉重。
※※※
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
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
一个冷冷的声音
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
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她清脆又略显焦灼的嗓音：“看顾孩手的保姆刚离
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岁半，如果找不到帮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这位勇敢又洒脱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样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
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
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
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
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
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
加强烈。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
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
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
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
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
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
明因由。
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
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
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
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
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
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
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
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
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
第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