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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所谓“超党的力量”。这个“超党的力量”，固然与十年前“以党挂帅”、
以“政治地盘重新分配”的党内外对立的民主运动有关。可是，由于历史前
进的脚步，以“党内／党外”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独立／统一”来
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左派／右派”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现代／
乡土”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里。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
《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
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
然而，《野火集》却又生存于一个如阿多诺所谓的“大众文化”的时代。
它出来如野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
住了这股火势，这个消防罩主要不是来自于保安单位、情治单位、文工单位。
它是来自一个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例子，要举很
多，比如说，当年反主流音乐的“披头四”，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众面前，
轰动了西方世界，结果，电视、电影、报纸上下交征，使“披头四”的命运：
以个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终。《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陆续出现在
时报副刊过程到最后集结成册，到成为全国第一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
合理、而又可喜中带无奈的过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然而，
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
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
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
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
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
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What（又
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
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
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
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
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
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
《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
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
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先前的大众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
快乐的或不快乐的。这些“刺激”多少对“先前的大众文化”产生其一定的
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
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时
代还有的是，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个
人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只要
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
谓的“商品乌托邦”与“商品法西斯”的综合体呢？总体看，《野火集》是
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却有着更多的建设意议。
《野火集》暗示了什么？社会是永远需要被“满足”的。（满足有多种，
从宗教的到凡俗的，从高尚的到肤浅的。都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给社会“满足”。
因为，社会若已经在“满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满足”的，
这是常识。
所以，给的时机常常是很重要的。
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
当年，蒋经国给过好多满足的炮火——在体制内。
结果，他俩都冒起来了，成为一代人物。
现在，龙应台点了一把野火。有那么多人起了“满足”的反应。这是
有趣的现象，它是不是意味着另一个时机又要开始了呢？是不是社会从旧权
威得到的“满足”，已经乏味了，而正在等待着新的权威带来新方式的“满
足”呢？总之，不需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社会需要新的
声音才能“满足”。
因为，闷呀！
看来，旧的权威，已经不够了。旧的文化工业，也应付不了了。从龙
应台、从白虎社的舞蹈，从赖声川的戏剧。“呜？ 。呜？ 。”我们听到了火
车的汽笛声了。
“新满足”号点火专车到了，各位要去点火的乘客请上车！
原载《前进月刊》第二期
《野火集》与社会批评的回顾
何怀硕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华美国学生写了一篇《人情味与公
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知耻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会风气
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被激起自觉自新的热情，一时间风生云起，好不生动。
然而，后来余波渐息，社会风气还是旧态依然。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六天发表了署名“孤影”的《一
个小市民的心声》，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现状，反对革新，并
为贪污的官吏与敛财的奸商巧言辩饰。一时固然麻痹了大多数蒙昧的群众，
但也立即引发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与反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龙应台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点
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热烈的回响。当他写了一连串的同类文章，
集成《野火集》一书之后，一年之中，所销行的数目，差不多是台湾历史上
所未曾有过的记录；在书商的新书“排行榜”中，也几乎长时间独占鳌头。
其间虽然也有误解、歪曲、攻讦与言论上的围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势，
锐不可挡。
去年，诺贝尔得奖人李远哲博士回国，对教育与科学发展的批评与建
议，亦蔚成旋风。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对社会现状所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
而巨大回响的第四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三十年来，台湾的知识分子与舆论界，对于台
湾社会的现状与展望，批评与建议，并非一片沉寂，而且可以说，不乏许多
掷地有声的．谈论诤言，却为什么难以得到广泛而巨大的回响呢？为什么上
述四次言论的旋风，除“小市民的心声”之外，不是发自外国人，便是留洋
归国的学人呢？我只有这样回答这个问号：第一是崇洋；第二是外来者较本
地学者言论的自我约束较少，有更大胆量畅所欲言，无所忌讳，故较能引起
兴奋与共鸣。我说“崇洋”，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普遍的自卑心态，另一方面
却也是理性的衡量——那些在欧美学有所成的人，一般而言，的确拥有远比
台湾为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与观念。我们知识的狭窄与落后，不免自愧。
当然，外来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识分子有更锐敏的眼光，更鲜
明的感受，也是他们的言论容易一针见血的原因。
直到今天，有关“孤影”和他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一文的神秘之
谜还不曾解开，十余年过去了，当然谁也再无兴趣探知真相。“孤影”其人
其文，是否是《中央日报》当时所曲意“制造”？至今大概也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是非。根据该文作者自白：“我是一个终年为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没
有高深的学问，也无特殊地位，过去不曾在任何报纸杂志上写过文章，纯粹
为一读者”，作者自认代表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沉默的大众）。
我们且不问作者是否诚实？《中央日报》据此印成单行本，以数十万
册广为发行，军政学校，分派阅读，很明显地是党官透过传播媒体推行意识
形态的宣传。与后来的《南海血书》一样，引起了舆论界，尤其是知识分子
的批判与反击。当时的《大学杂志》乃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两期，刊登了
多篇讨论“小市民心声”的文章，并选辑为《偏安心态与中兴心态》一书（杨
国枢等著，环宇出版社出版）。
回顾过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不能不说，我们社会
确有可喜的进步。我们社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虽然尚待多多努力，但是
党报与官报制造舆论，尤其像“小市民心声”与《南海血书》那样神秘的、
启人疑窦的做法，在今天的言论市场上断无销路。《中国时报》刊出了《野
火集》各文，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关爱民族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面
对真实的社会现状，说了许多真实的话。这是言论自由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得
来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才表明了我们的社会确有重大的进步。李远哲的批评，
能够在最有影响力的各报上传播，也同样表现了我们已经朝着更开放，更加
自由化的方向迈进。
不过历来在台湾社会轰动一时的社会批评中，《野火集》有它独特的地
方。我认为约有这几方面的特色：第一，许多社会批评往往是针对某一事件
或事象而发，所以比较具体而孤立；《野火集》虽然也不无事件或事象的举
证，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这些事象背后的观念与心态，所以比较深入而广袤。
第二，《野火集》各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阵式”，面对中国台湾社
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 。提出挑战。细心的读者不难
看出在龙应台有力的批评，鲜明的例证背后，颇有传布一个合理的、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