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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星期五晚上，奥康纳的一位法官助理——他属于少数与保守派、自由派两边同事交情都还不错那类人——召集大家在华盛顿附近一个酒吧聚会。许多法官助理都放下手头工作，过去喝了几杯。不过他们喝完之后还得返回来，抓紧时间阅读布什阵营的法律理由书，许多人提前就知道这些文件当晚就会被送来。
回到最高法院后，酒精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变得更不稳定。许多保守派大法官的法官助理早就对佛州最高法院存有一腔怨气。他们认为，塔拉哈西那帮大法官完全没理会华盛顿的大法官们12月在棕榈滩案判决中提出的问题。“他们太坏了，居然想让戈尔窃取大选结果，”一些右翼法官助理如此说道，“他们公然蔑视美国最高法院，居然敢未经请示上级法院就想让选举翻盘？”
此刻，摆在最高法院面前的当务之急，仍是达成一个全体一致的法院意见。问题在于，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于棕榈滩案时期了。两派合作的最后一块遮板已在星期五晚上彻底消失。斯卡利亚大发雷霆，最先对布什阵营呈交的法律理由书作出回应。他认为，佛州法院胡作非为、目中无人，已完全失控，该是阻止他们的时候了。在给其他大法官的备忘录中，他说自己绝不会仅仅应布什要求，发布一个针对重新计票的紧急禁制令那么简单。斯卡利亚不但要发布紧急禁制令，还要批准布什的调卷令申请，彻底推翻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这些将越过任何听证与口头辩论环节，在星期六上午进行。保守派大法官的办公室当晚开始迅速串联，每一方都拿出了不同的争议点——宪法第二条、联邦法令、平等保护条款。
截至星期五晚上，已有5票赞成发出紧急禁制令——伦奎斯特、奥康纳、斯卡利亚、肯尼迪和托马斯。当晚某些时候，最高法院看上去已决定采纳斯卡利亚的提议，越过口头辩论环节，直接推翻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了，就在这时，位于少数方资深大法官斯蒂文斯向伦奎斯特提议，至少得在星期六就此议题开个会再做决定。尽管自己极不情愿，首席大法官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最开始，伦奎斯特把会议时间定在下午1点，但斯卡利亚为了尽快阻止重新计票，说服首席大法官把时间挪到了上午10点。
12月9日，星期六，佛州的计票工作已经开始，大法官们齐聚首席大法官的办公室，一场简短却气氛凝重的会议即将召开。斯卡利亚仍然坚持越过口头辩论环节，直接推翻佛州法院判决，伦奎斯特与托马斯都赞成这一意见。奥康纳与肯尼迪则表示，他俩还是想听听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但赞成尽快发出紧急禁制令。另外四位大法官——斯蒂文斯、苏特、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对斯卡利亚的提议完全持反对意见。他们又面临上次案件时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不让计票进行下去呢？没准儿布什还会取胜呢。但是，多数方绝不会改变意见。伦奎斯特起草了份一页纸的指令。紧急禁制令被批准了。口头辩论被定在12月11日（星期一）举行。斯蒂文斯称，他将针对这一决定起草一份异议意见。
回到自己办公室，这位芝加哥老人来到键盘前，敲出长长的三段文字。其实，决定在棕榈滩案中与其他大法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斯蒂文斯曾准备过一份异议意见，所以他只需对原来的初稿进行加工即可完成。斯蒂文斯以他特有的兼具韵律与文雅的散文体写道：“通过阻止合法选票的点算工作，多数方今天背离了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一直恪守的司法克制三原则。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尊重各州最高法院的意见。在相关问题更大程度上涉及联邦政府另一分支的事务时，我们向来尽量缩减司法权限，慎重运用司法权力。当涉及联邦宪法性问题的案件还在审理期间，没有完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从来都谨慎地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多数方的行动是不明智的。”斯蒂文斯坚持认为，重新计票绝对不会构成什么“难以弥补的伤害”——而这正是紧急禁制令所意图阻止的。
斯卡利亚本来没打算写任何东西，发布紧急禁制令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但是，他很快又被斯蒂文斯的异议意见激怒，迅速回到桌前撰文回应。（看来他气得不轻，以至于只顾埋头写作，把发布紧急禁制令的事情都给耽误了，尽管他一直坚持尽快发布禁令，并强调速度就是一切。）三页纸的协同意见，再次证明共和党人使用的法律策略是成功的——注重政治而非法律。共和党人成功地把佛州法院的法官描绘成一群不讲原则的党棍，但斯卡利亚同样也是基于党派偏见作出的决定，只不过支持了另外一方而已。“计票行为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它会给布什的选举合法性蒙上一层阴影，对布什和这个国家都将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斯卡利亚写道。
在正常情况下——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最高法院不会把一件尚不明确的事情比喻成投下阴影，或者描述为酿成法律危害，更不会仓促发布紧急禁制令。此外，就在数个选举诉讼纠缠不清，让人眼花缭乱之际，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针对布什一方就迈阿密的米德尔布鲁克法官先前裁决提起的上诉做出了裁决，判决禁止哈里斯核定包括布什在内的任何人为本州的获胜者。所以，对共和党人来说，惟一可能造成的“危害”，就是佛州可以重新计票，而戈尔取得领先位置。不过，即使有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支持，戈尔也不可能在佛州取胜。对斯卡利亚来说，布什面临的政治问题——重新计票可能给他带来的窘迫局面——绝对算得上“难以弥补的伤害”。面对大选争议，斯卡利亚完全是用布什的眼光在看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位大法官更关心如何让共和党赢得干净彻底，并不在乎佛州选民到底打算选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斯卡利亚的协同意见观点太过极端，没有一个大法官愿意加入。
星期六下午2：40，最高法院的新闻官召集了在法院周边守候以及负责法院事务报道的记者，宣布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停止执行。调卷令已被批准。法律理由书将于翌日发布。口头辩论将在至少48小时之内举行，也就是12月11日，星期一上午11点。这可谓最高法院历史上办事效率最高的一次。
此时，戈尔还在他位于海军气象天文台（Naval Observatory）附近的家里，因为忙着陪伴家人，他错过了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新闻。下午3：11，他用黑莓手机给自己的首席发言人马克·法比亚尼（MarkFabiani）与克里斯·勒汉（ChrisLehane）发去一条信息：“请确保我方没有人攻击最高法院。”
伦奎斯特在这篇发表于1957年的文章中表明，大法官正在赋予法官助理实质性的责任，后者会“不知不觉地”歪曲材料以迎合他们自己的观点，使多数法官助理的自由主义观点渐渐成为沃伦法院信奉的哲学。
法官助理们都具有相似的学术背景，并且没有其他工作经验。书写意见经常带有法律评论的风格，最终形成的意见往往也像学生主编的法律评论那种形式：苍白、冗长、陈腐，内容方面总有误差，充斥着冗长的引文和脚注，读来枯燥无味。道格拉斯大法官曾如此感慨道：“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撰写一种法律评论式的法律意见。它们让律师和法官苦恼不堪。它们极其冗长、空洞无物，充斥着鸡毛蒜皮和可有可无的东西。”
早期的大法官多倾向于聘请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男性做助理，一般还要求对方有在上诉法院担任助理的经历，随着大法官本身的族裔趋向多元化，对法官助理也逐步放松了种族方面的要求，华裔、非洲裔、韩国裔助理陆续都可以进去最高法院工作。大法官在选任助理时，除了意识形态外，还会斟酌考虑他们的品行、喜好、特长，现任助理的推荐或建议对选拨新助理来说也非常重要。 曾有一名联邦法官在谈到对法官助理的要求时说：“法官助理不仅要称职，还要有灵性；不仅要健谈，还要思路敏捷，行文流畅；不仅要深思熟虑，还要讲究策略，令人信服；不仅要敬业，还要积极主动；不仅要善于合作，还要在法庭繁重的审判工作中，执著地减轻法官的负担，推进案件的审理。”关于联邦法院法官助理的工作状况，可参见乔刚良著：《现在开庭：我为美国联邦法官作助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创办于1979年，主要播放政府及公共事务议题的节目，节目多以直播形式进行，包括国会上的辩论、政治会议、听证会、记者会和竞选演说等等。
第13章 最终输家
12月10日，星期天，布什诉戈尔案的法律理由书在上午公布时，电视台的摄像机已布满法院面前的人行道。最近，最高法院连续爆出太多新闻，速度之快，令许多新闻机构都措手不及。由于法院附近遍布媒体，最高法院法警不得不建议大法官们拉下窗帘，因为记者们有种高性能镜头，完全能够远程拍下他们手中文件的内容。
在法院大楼内，法官助理早已分为两大阵营，双方都这么看待对方：他们正竭力窃取大选。大家彼此间的关系比年初更差——甚至比一周前更差——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对斯蒂芬·布雷耶而言，他此刻仍处于“超我”（superego）状态。的确，事情现在看起来有点糟糕，但是逻辑——他的逻辑——仍会取胜。无论面对什么案子，他从不放弃希望。确实，最高法院多数人批准发布了紧急禁制令——这就意味着，在法律的标准下，他们“很可能”在本案中作出倾向布什利益的判决。但这并没有解决争议，至少对布雷耶而言。他对理性的力量有种近乎救世主式的信仰，对自己让同僚们领会某种事物的能力也从未失望过——或者说，是自己说服别人接受某种观点的能力。
此外，布雷耶在布什诉戈尔案中所持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