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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保守主义节节败退的一年
比尔·克林顿任期的最后几年，最螅ㄔ耗诘谋Ｊ刂饕甯锩沼诜直览胛觥Ａ睢〉橙诵峒捌涿擞岩恢蔽Φ闹疃嗔煊颉樘ァ⒘钪饕濉⒄坦叵怠⑺佬蹋约捌渌侍狻屑湮潞团芍鸾フ季萘俗罡叻ㄔ旱闹鞯嫉匚弧�
这时的国会，已由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不再是其兴趣所在，因为现在已由他们说了算。在政教关系领域，右翼也逐渐放慢了脚步。杰伊·塞库洛的事业正沿着华盛顿政坛的传统轨迹运行：他到了首都，打算好好干，并争取一直干好。
另一方面，塞库洛成功创立了右翼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与ACLU一样，塞库洛的美国法律和正义中心（ACLJ）已经建立起一个金融王国，该王国的资金完全由忠实支持者们通过直接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捐献。但是，ACLU与ACLJ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塞库洛完全把后者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塞库洛每年可以拿到60万美元的薪水，这还只是他从ACLJ及其关联组织中抽取的很少一部分财富。事实上，他正把这个非盈利社团法人转变成自己的家族产业。 ACLJ—年大概可以募集14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会被他转移到一个名为CASE的机构中，该机构的董事会由塞库洛本人、他的妻子帕姆（Pam）、儿子乔丹（Jordan）组成。塞库洛的哥哥盖瑞是上述两家机构的首席财务官。盖瑞、帕姆和乔丹都是领薪的，而塞库洛的另一个儿子罗根（Logan），则负责一家基督教电视台的深夜喜剧节目，该电视台也是由CASE资助的。根据记者托尼·莫罗对上述机构金融状况的调查，塞库洛一直在用社团组织的钱支付他的全职司机的工资、私人飞机的租金（有一架飞机是从他兄弟妻子的公司租来的），还买了几处房子切都是为了杰伊一家的利益。
塞库洛王国的中心是距离最高法院不到一个街区的一处房产。ACLJ花费500万美元买下这座建筑，装修也极尽奢华之能事，一层会议室悬挂着以华盛顿天际线为背景的手绘壁画（光这幅壁画就花掉了 4万美元）。ACLJ同时花了 150万美元买下旁边一处通道，供塞库洛一家的私人直升机停放使用。此外，他们一家还在弗吉尼亚海滩拥有一处价值85万美元的房产，以及北加利福尼亚的一处“休养所”。1990年代末，华盛顿特区便利的居住条件使塞库洛成为最高法院的常客，他在那里参与庭审，或者只是顺便转转，与那些在最高法院的条线记者搭讪。
与过去一样，塞库洛继续坚持将案子送入最高法院，但在1999至2000年的开庭期，一起官司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自由战术”的局限性。这个案子起因于得克萨斯州人生活的重心之一——高中橄榄球比赛。
圣达菲（Santa Fe）是得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不要把它和新墨西哥州的那座城市弄混了），当地中学董事会认真研究了最高法院的既往判例，决定重新调整星期五晚间橄榄球比赛中的祈祷时间。经过深入讨论，董事会决定，让经同龄人选举出来的学生在每场比赛前进行“不归属任何宗教派别、不劝人皈依宗教”的祈祷。然而，一名天主教学生与一名摩门教学生还是提起了诉讼，要求学校停止这一违反宪法禁止确立宗教条款的措施。
塞库洛这次代表的是学校董事会。“圣达菲独立中学学区采取了中立政策，允许学生自主、自发地在橄榄球比赛前表达言论。”他说。该政策“允许学生个人决定本人欲传递的信息内容。信息当然也包括学生自行选择的祈祷……圣达菲的政策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表达的场所。无论其表达的内容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说明了该政策的中立性质”。
然而，这一次，大法官们已经看穿了塞库洛的伎俩。案件证据表明，校方策划整个政策就是为了放任学生在比赛前祈祷，而不是表达什么“言论”。“这可不是一个中立性质的言论政策。”苏特对塞库洛说，“它不仅是项宗教事务，而且涉及宗教崇拜。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宗教行为。”
“但是，如果学生自己愿意祈祷，”塞库洛答道，“那就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因此这项政策……”
“作为个人言论，”苏特回击道，“问题在于，这种言论是否无形中对那些不愿州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人造成负面影响。”
斯卡利亚本打算维护学校董事会的政策，但是，他那夸夸其谈的个性反而妨碍了初衷的实现。他本打算搅搅浑水，质疑两名提起诉讼的学生没有用真实姓名的情形，其实，这也是该案名叫圣达菲独立中学学区诉多伊案（Santa Fe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Doe）的原因。“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这是我对本案感到好奇的地方。我甚至都不知道原告是谁，”斯卡利亚说，“人们有权匿名在联邦法院起诉么？是不是任何人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提起诉讼，或者出于害羞之类的原因，就能匿名起诉了？”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出于恐惧。挑战这些政策的两名学生曾被人推搡、威胁，考虑到他们有可能经受的危险，地区法官专门把他俩的真名从起诉书上拿掉。很显然，人们可以看出——州的确在动用权力促使人们遵从宗教，并排斥异见者。
根据斯蒂文斯撰写的法院意见，最高法院以6 ： 3的票数推翻了圣达菲要求学生自主祈祷的政策规定，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托马斯持异议意见。斯蒂文斯在法院意见中，重点驳斥了塞库洛关于学生祈祷系“个人言论”的说法。“这些祈祷经过政府政策的授权，在政府财产上进行，而且发生在受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之内，”他写道，“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选择宗教信息，学生们也准确了解到设定该政策的初衷他继续写道，很难说那些被祈祷行为冒犯的学生可以选择逃避比赛。学区不应当“以能在学校橄榄球比赛中与同学待在一起为对价，强行要求学生参加宗教仪式”。
塞库洛当然很失望，其实，圣达菲案的失利，加上他早期在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胜绩，很好地说明了最高法院应有的运转方式。法院多数意见针对政府财产内举行的宗教仪式，作出了一个既合情合理、又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判决——即政府必须允许真诚信仰者进行个人宗教活动，同时行政官员又不得发起或批准类似仪式。在圣达菲案之后，最高法院逐步停止受理此类案件，因为下级法院已经充分领会该判决的精神，并普遍将之适用于各类大小案件中。最高法院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折衷之计并未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但也并未冒犯到所有人——这成为伦奎斯特法院9位大法官在这一时期最为经典的表达方式。最高法院不仅属于那些虔诚信仰者——斯卡利亚、托马斯，乃至伦奎斯特本人——更大程度上属于那些秉持中间派温和路线的多数大法官，他们已成为最高法院的多数方。
上文所说的中间温和派，显然是指奥康纳。而日渐向这一方向靠拢的，则是斯蒂芬·布雷耶。
与其他大法官一样，布雷耶用了几年时间才完全适应最高法院，但是，在克林顿任期最后几年，他已完全做回自己。某种程度上看，布雷耶不完全像一个政治掮客，他与周边环境仍显得格格不人。他的一名法官助理从来没在中午之前出现过，另一名助理因为背部有疾，不得不经常躺着。对此，布雷耶从未提出非议，哪怕是明显的提示，他的办公室也就一直那么运转着。法官助理中也有传言说他把大量与最高法院工作有关的谈话放在饭店或其他公共场所。事实上，布雷耶始终寄情于工作，经常忽略日常生活。
不过，布雷耶追随前上司泰德·肯尼迪在参议院推动立法时，曾用心观察过后者的策略和作为。肯尼迪在人际关系上向来长袖善舞，有时甚至会与政敌联合。同样，布雷耶与同僚们相处时也是——彬彬有礼、谦虚谨慎，但立场明确——尽量使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事方式。这种处世方法在最高法院并非前无古人——其实这正是布伦南成为传奇人物的关键所在——但是，伦奎斯特法院可没有这样的角色。苏特和托马斯 129 都是自我封闭的，斯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也有这个习惯。肯尼迪偶尔咄咄逼人，时常神秘兮兮，是个不善交际的人。斯卡利亚向来对自己从不游说的表现颇为自得。除了从言词辩论到开会再到撰写意见等繁冗程序的循环往复，伦奎斯特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
有一次，首席大法官在一份意见书草稿上，又看到斯卡利亚对奧康纳大放厥词，他马上给斯卡利亚打了个电话。“尼诺，你又激怒奥康纳了，”伦奎斯特说，“别再这么干！”而对奥康纳来说，她宁愿邀请当事人到自己办公室小坐，也绝不会为了拉票而屈尊求人。但是，布雷耶会这么做。
大法官们彼此隔绝、互不往来，要想展示自己想法，惟有通过言词辩论，因为只有那时候他们才会彼此倾听或交谈。布雷耶总是在开庭之前精心准备自己要问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他对问题的答案有什么特别兴趣，而是为了变相说服自己的同僚。与之前担任法学教授时一样，布雷耶喜欢假设性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极度冗长，且极尽复杂之能事，而布雷耶要强调的重点反被淹没其中，不见踪影。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布雷耶却善于提炼要点，提问也一针见血。这么说或许夸张了点，但离真实情况绝不会相差太远，比如他在1991年11月的一次提问，就几乎令“联邦主义革命”终结。
1990年代早期，有几个州通过出售机动车辆管理局数据库中的驾驶员信息，赚取了几百万美元，销售对象包括直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