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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里的大娘经常撺捣他，让他在开会的时候多表表功，他却只是笑笑说：“本来就是职责内的，做好是应该的。”
他管理的社区内有一个精神病人，经常来居委会骂大街。常常从早晨上班开始骂，一直骂到中午下班。中午回家吃饱饭，午睡之后，再来接着骂，晚上与他们一起下班。如果居委会有事情要加班，这个精神病也要跟着加班骂。居委会的人一开始害怕得报警，但后来也就习惯了，这一骂就是十年。有一阵儿这个精神病感冒了，没有来，他们甚至还觉得不太习惯。
据说这个精神病是*时被人打疯的，所以他特别同情这个人。每次选低保户的时候，他都要把这个人报上去，名额不够，他就和别人争。有一次他把一个假低保户给挤了出去，把同事都给得罪了。那个同事质问他，非亲非故为什么那么向着那个精神病，天天来骂大街，让他饿死算了。他憋红了脸，小声说：“为真正的穷人争取福利是我的工作。”
事后，他害怕得罪人，给那个同事买了一大堆水果送到人家的家里。反复地赔礼道歉说是自己不好。
在他的单位有一个人叫小张，是唯一一个与他关系不错的同事。小张特别喜欢与他喝酒聊天，在评低保户的事情上，他很支持黄荣军。他说：“做人就该坚持原则，要与邪恶的事情做斗争。”黄荣军一直笑着说：“这是人之常情，还谈不上是邪恶。
☆、第2章
小张说：“你就是胆子小，做人必须要有胆量。谁他妈的敢欺负我，我就抽他个王八蛋的。”
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黄荣军都要摇摇头叹口气说：“我天生窝囊。”
那时的黄荣军虽然不敢像小张那么敢说敢做，但他很是挺佩服小张的魄力与胆量的。当然他也感激小张总是在领导面前说自己的好话。
但恐怕小张永远想不到，在他眼里那么窝囊的一个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日子慢慢地过去，黄荣军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在这波澜不惊的生活中，他也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混日子的理论。他说，人生就是在无聊中度过的。梦想虽然常常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人生太无聊了，不指望能干出什么成绩来，但有点梦想至少精神上有点寄托。
所以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研究永动机。尽管很多人都告诉过他，这种东西早就被科学认定是不可能成功的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事实上，他还真拿一些磁铁做出来一个能不停转动的马达，虽然没啥实际用处，但也能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有点事情做。
似乎日子就要永远这样过下去了，但谁也不能预知到，就在一个十分普通的早晨，他的命运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刚刚化开，像是为了报复前几天的冷清，这天路上的人出奇地多。黄荣军接到街里的通知去街道拿宣传材料，他穿上厚实的羽绒大衣，用力地向上扯了扯手套，戴上了羊毛线帽子。
外面的风吹在脸上冷得像是在割肉。他骑着电动车抄近路去街道。在路途中，他看到了一个小孩子正在偷行人的包。他放慢了速度，想咳嗽一声引起那个人的注意。
但他环视四周，看到路上很多人，就有点犹豫，因为他觉得那么多人都不管，自己干嘛要多管闲事。就在这犹豫的时候，那个被偷的女人发现了自己的包被人掏了，于是大声叫喊了起来。
黄荣军看到那个孩子偷了包之后，把包递给了另一个人，两个人分别跑向了不同的方向。被偷的人追着那个掏包的小孩子，显然是追错了人。
于是他就骑车过去告诉那个丢包的女人，钱被另一个人拿走了。那女人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说：“大哥，帮帮我，那是给儿子看病的钱，求你帮我追一下吧！”
黄荣军不敢去，但那女人哭了起来，他只好说：“那好吧！”
于是他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骑电动车追了上去。
穿过了两个路口之后，那小偷就要跑不动了。这时候黄荣军在路上见到了骑车路过的小张，就呼喊着小张一起追。小张好意提醒他说：“别追了，叫警察！”张荣军不听，继续加速紧紧地跟在了小偷的后面。
小偷见有人紧追不舍，就七拐八绕地钻到了一条胡同里。黄荣军虽然很害怕，但他还是进去了，因为警察告诉他很快就会派人来。
胡同不像大路，因为没有划分是谁的责任区，所以雪是没有人扫的。雪化开再冻实了会比普通的冰更滑。电动车速度快但轮胎窄，很容易打滑，小偷了解这一点，总是不停地转弯。黄荣军在追击的时候很是小心，但最终还是滑倒了。他从车上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结实的冰面上，又向前滑出去了好几米。
他急忙爬了起来，迈步追向那个小偷。但没追几步，就眼前一黑晕倒了。
等他再清醒过来，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他想坐起来，但是却发现下半身不能动弹了。他问家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人们都不肯说。后来他趁家人都不在，苦苦哀求大夫，大夫勉为其难地告诉他：“你后背挨了好几刀，其中一刀扎在了你的脊柱上，下身可能会瘫痪，你能抢救过来就不错了，知足吧。”
这件事我的同行们知道了，于是我们在报纸、电视台上到处找那个失主。让她站出来作证，证明黄荣军是因为见义勇为而受伤的。这样市里就可以给他一个见义勇为的称号，并按照相关标准给予奖励。
但是失主一直不露面。后来他的家人哭着在城市晚间新闻上说：“我们不会让失主赔钱，也不需要失主感谢，只要证明他是见义勇为就行了。”但是失主仍然没有出现。
由于这属于恶性治安案件，警察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伙小偷，并按照被抢的皮包里面的证件，找到了失主。失主却对媒体避而不见，只是对警察说：“我并没有要任何人去追小偷，包是我自己丢的，并没有人偷。”
警察拿不到证据，也没有任何证人，更不能确定是小偷对其行凶。由于没法给小偷定罪，最后只好把小偷给放了。媒体了解到这件事之后，立即掀起了一阵风波，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失主最后还是来到医院看望了黄荣军。
黄荣军的妻子哭着说：“他为了给你追钱包，受了伤，我们不要你感谢，也不要你赔钱，你只要证明我们是见义勇为就行。”
那个失主说：“我并不需要你的先生不顾性命地去追这笔钱，因为钱没了我可以再赚。现在你先生受伤成这样，我欠你的情一辈子都无法还清。与其这样，我宁愿把钱丢了。”
他的妻子听了气得嘴唇直抖。
黄荣军在病床上听见了，也气得流眼泪，他说：“你不是说这是给你儿子看病的钱吗？”
那失主说：“我不记得我说过这话，我只有一个女儿，哪里来的儿子。就因为你们在报纸上说的那些话，我都被公司开除了。”
说罢，她指着我们这些记者说：“别再造谣了，我的生活因为你们的造谣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告诉你们，”她指着黄荣军说，“再瞎说我就告你们诬陷好人！”
他的妻子与他一样窝囊，听了这话气得直哭，却并没有说出任何值得报道的话。在失主走后，他们爆发了结婚后的第一次争吵。他的妻子大骂他是一个傻叉，遇事不动脑子，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家。黄荣军气得直流眼泪。
小张那天来看他，黄荣军问他那天你到底追上来没有。小张立即说：“哥，我追上去了，但是你骑车太快，我没跟上，后来没找到你，我就回单位去了。”黄荣军嘴动了动，但终究没有再说出什么。其实我知道，他肯定是觉得如果小张跟上来的话，小偷就不会对他行凶了。
他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听说了这些事情也大骂他傻，说那么多人都不管，你管他们干嘛？弄到最后自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黄荣军听了也只是默默流泪。
在报纸上，我报道此事的时候，自然忽略了这些事情，只是报道他光辉的一面，甚至把他的家人都说成了大义凛然的英雄，都坚决支持他的行为。其实只有我知道，他们在病房里相互埋怨的时候，都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一开始还担心其他一起采访的兄弟单位会说出真相，但事后我欣慰地发现，我们都很默契地保持了相同的口径。
从此黄荣军再也没有要求政府评自己为见义勇为。我们经常跟政府机构打交道，所以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他继续争取，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但他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私下里，也并不希望他真的被评上见义勇为，因为只有当他这样一个英雄遭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他才具有新闻价值。如果一切都让他得偿所愿，那么这种新闻也就没有任何争议性了。作为媒体，我们不追求公正，我们只追求关注度。他用自己的人生演出一幕真实的悲剧，而我们负责用镜头与文字将他记录下来，以提高报纸的订阅率。这种话虽然残酷，但不能不说这就是我真实的看法。
在那段期间，由于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所以他父亲心脏病复发的时候，家里没钱做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父亲死掉了。那天我正好在医院进行跟踪采访，平时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很配合地回答，唯独这次他拒绝了采访。他背对着我，眼里含着泪水。在场的几个记者，有眼窝浅的，居然哭了出来。这种行为看似具有人情味，但在我看来，这样并不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
☆、第3章
几个月之后，媒体渐渐地淡忘了此事。他们也由于捐款花光，办理了出院手续，搬回了家。他只是每周回医院去接受一次康复治疗。
他再次被媒体关注，是在一年之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奉总编之命，在报纸上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