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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这次绝不像一九三二年上海之役那么短。你最好有习以为常这个想法。”
“你该不是说我们要关在这里听两三年的枪声吧？”
“你若要中国赢，就必须如此期盼，我们的游击队不会让他们歇息的。”
“如果打那么久，我们还是搬到上海去住比较好，我们可以留在国际住宅区。”
“现在上海打得更厉害，炸得更凶。”博雅轻笑几声说。
“我们怎么办？”罗娜心慌意乱地说。
“别搞错了，这是长期的战争。一九三二年是十九军在打，现在是全国作战。这不是上海或北平的问题，也不是那里比较安全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谁知道上海会有什么结果？战争会延到内地去，我们都会变成难民。我们会如何？这座园子会如何？谁也猜不到。北平将和满洲一样安全，这里名叫‘沦陷区’。你必须决定是要继续生活，还是只求活下去，待在这个沦陷区市难以忍受的气氛中——还是变成内地的难民。”
“我想没有这么严重吧，”罗娜沮丧地说，“我们还是到上海去，我想梅玲是难民，不得不来这里，我们现在自己也要变成难民了。”
“梅玲是难民？”博雅说。
“她在我们家避难。”罗娜回答说。
梅玲独自坐在椅子上，望着罗娜微笑，嘴巴仍然漫不经心地吃瓜子。
“我也要去上海。”冯健想起梅玲要去那儿，就说。
“这样对你也许好一点，”博雅认真地说，“我们正看到北平一天天腐败，我想一个人再忍下去，就要麻木了，不过也不能永远这样。我们的同胞阴沉沉的，敌人也阴沉沉的。我们的同胞觉得命中注定不能屈服，日本人觉得注定要征服我们，他们自觉已经攻下这座城市，可以用枪杆来统治，心里却老大不痛快。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快活？他们害怕了，任何靠枪杆自卫的人都难免要害怕。面对手枪很可怕，你一刻都不能放松。”
冯旦插嘴了：“但是英国人用枪杆统治印度已经不止一百年了。”
“你误会了，”博雅说，“英国人是靠他们的魔力来统治印度。”
“什么魔力？”冯旦诧异地说。
“凭他们的潇洒大方。”博雅向他挑战说。
“你歪曲事实，”冯旦说，“印度人怎么会在乎英国人的风采？他们对英国人的怨恨，不下于韩国人对日本人。”
“是啊，他们恨英国人，也尊敬英国人——或者不如说，他们怕他们。那就是他们的魔力，一种天生主人的魔力，你也可以说是毒蛇的魔力，自信、自重、穿自己服装、吃自己食物、说自己语言，而且希望别人也说英语的魔力。别忘啦，英国人在全印度的驻军只等于日本征服小小的韩国四十年后在韩国驻军的人数。你想少数英国男女住在印度的前哨村落，怎么不会被土著杀掉呢？不是靠枪杆和飞机，是靠他们的英国太阳帽、短裤、坚固的绒线袜、夏布女装和曲棍球比赛，靠他们对佣人讲话的那副自然的主人腔。我说过，毒蛇魔力。想想日本人用自然的主人腔对中国佣人说话吧，他们只会摆架子，打你的耳光。他们一喝醉，就出尽别的民族绝不会出的洋相。我告诉你，他们一生在恐惧中度日，怕他们的警察，他们的军队。你把他们放在外国，突然要他们装出主人的举止，他们硬是办不到。他们一喝醉，一切压抑的恐惧都流露出来了。日本人没有英国人的魅力，他们不可能文雅，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
“你喜欢上海的英国人吗？”冯旦愤慨地说。
“我喜欢，”博雅说，“我尊敬他们的民族，我讨厌他们的外国政策，但是喜欢他们个人。”
“在上海只有买办喜欢他们。”
“但是上海的买办喜不喜欢日本人呢？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让属员喜欢你的诀窍。不过我是指一般的英国人。”博雅受了留英的叔叔阿非影响，很崇拜英国人。阿非和所有留英的学生一样，对英国忠心耿耿，常对博雅谈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人道、他们对朋友的忠心以及他们的自信，自信最容易吸引博雅这类人物。他继续说：“到上海去看看英国人，看街上的人民对他们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敬重他们，怕他们，对不对？英国官员对老太太、小狗或小孩都一样和气，日本人不可能低头对小狗或小孩表示好感，因为怕失去尊严。”
大家都注意听，博雅又说：“我有时候替那些日本小店东难过。他们好温和、好文静、好驯服，他们只想讨生活。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军队和警察就跟到哪里，还有浪人，日本社会的渣滓。军官威吓浪人，剥削他们，靠鸦片的利润来自肥——这是军制的一部分。浪人恨军方发鸦片执照时的威吓、红带子和勒索，但是却不得不靠他们保护。文静的商人只想为妻子儿女讨一份生活，对两者都恨之入骨，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肯进他们店里买东西了。东城小学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日本店东去找那个小学的中国校长，求他叫学生到他店里买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军队暴行和流氓闹事的影响。中国校长告诉他，他答应对学生说说看，但是小孩若不去买，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呀！”冯旦反驳说。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他想把话题转到他喜欢的题目上。“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东印度公司和南满铁路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和日本还签订盟约，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哩。”
“当然，”博雅说，“大英帝国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把握了成功的秘诀。英国人从十六世纪就搞这一套了，日本人还是生手。再过一两百年，他们也许能统治殖民地，学会讨人喜欢。帝国主义光靠枪还不够，他们却只有枪。帝国主义是人道的艺术。”
“我不相信，”冯旦说，“一切全是经济，全是供求的问题，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大学课本是这么说的，”博雅说，“就像开店一样，当然你必须会记账、卖货，知道盈亏、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却要懂得让顾客喜欢你，下次再来买。帝国主义是一种微妙的人道艺术，治人的艺术，尤其是异族的人，你必须了解人性。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似乎是由军事课本中学来的。”
冯旦心里也很明白，但他是大学毕业生，喜欢采取冷静、客观、纯学术的立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一种不近情理的虚荣心。“日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笨，”他说，“毕竟他们也想培养中国人的友谊，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想团结黄种人把白人赶出去。他们现在不成功，但是由长远的立场来说，他们会成功的。”
“不错，他们会成功。”博雅习惯接受一个论点，再慢慢加以破坏。“如果他们不在城外用刺刀杀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许会成为东方文明的斗士。他们真蠢，你看到前几天报上登的东亚文化协会的照片了吧，那几个汉奸也在里面，简直像幽灵似的，好安静，好沉闷，好不知羞耻。穿军服的日本人显得很机警，很进步。土井源一副精明、热心的样子，董康则温温顺顺，又高又冷淡。但是你难免有一个印象，总觉得日本人才是这场戏的受骗者，不是中国人。中国喜剧家知道这是闹剧，日本喜剧家却不知道，结果就造成了更深一层的喜感。他们不能对中国人用那种宣传法，这一套就像他们由空中投下来宣称日本人爱中国人的传单，那是日本军人的杰作，他们的脑袋简直像婴孩似的，就连中国黄包车夫的脑袋也没有那么幼稚。所以……”
冯旦觉得很屈辱。他想再说几句，又怕人家误会他“亲日”，就闷声不响了。博雅看看梅玲，她吃完瓜子，正在古砚上涂字，她的翠玉手镯在桌子上吭吭响。
“你在做什么？”罗娜问道。
“我在练习书法。”
“别那么迷人嘛。”罗娜叫道。
“魅力是英国人拥有而日本人缺乏的东西……你看，我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她歪歪头，显然想写出有力的一笔勾字，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你显得好舒服、好自信。”博雅说。
“就像英国人。”梅玲说。她放下毛笔，开始把小抽屉一一打开来，顽皮地检查里面的东西。
“该死！该死！”她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英国人。”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博雅问她。
“我知道，这是诅咒的字眼。”
“可不是一句好话，我提醒你。”
“不过我在上海和天津就只听到这句话。听起来好高超，好高贵。你不觉得为保住他们的帝国，英国人无时无刻都在说‘该死！该死！’吗？”
“也许吧！”博雅说。
“该死！该死！”梅玲又重复说。“我现在是不是显得很高超？”
“你太甜了，不像帝国主义者。”
“该死！”梅玲更热切地说，然后大笑。“你知道我分得出美国人和英国人。英国人说‘MyGod’！美国人说‘MyGuard！’”梅玲学得惟妙惟肖，大家都笑出声来。
“你哪里学来的？”
“噢！到处都可以听到嘛。有一个美国人骂我模仿他。他说‘该死’还没关系，‘天杀的’却是坏字眼，只有气得要命才说出口。除非你想打架，否则不能用。美国人还喜欢用一个名词，就是‘老天’或是‘地狱’，当他们说时，听起来好像真要打一架似的。”
“你在哪里遇到美国人？”
“噢，到处都有，上海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街上。博雅兄说得很对，我们尊敬上海的英国人，只因为他们不吃我们的食物。你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进中餐馆，我们因此觉得屈辱、卑下，似乎我们吃的是垃圾，而他们就显得较为高超了。现在你看日本军人和游客涌进我们的餐厅大吃，仿佛他们一辈子没吃过鸡肉似的。这一点对日本帝国非常不利。”
“但这是因为中国菜比日本生鱼好吃啊！”冯健说。
“不，”她说，“他们不该这样做。如果两国不交战，那还没有关系。他们若想征服我们，就不能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