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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问钱怎么来的，大姐说是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还在学校附近一所小学兼教夜校，人家给了点报酬。
“自己留着用。”母亲不拿。
大姐坚持留下钱。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不了家，家里的事情帮不上，让母亲多费心，不必为她担心，她会照料自己。
当晚大姐与我挤在一张床上睡。我偷偷问她要去哪里，她教训我小孩别管大人事，好好读书、听母亲的话就对了。她心事很重，意外地动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眼看母亲头上已经有了白发，一天天老了，想起以往跟母亲顶撞斗气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支撑这个家不容易，澳妹不要学她，要听母亲的话。如果她回不来，以后母亲只能交由澳妹照料。
我根本搞不清楚大姐话里的意思。
她跟我提起死去的阿国。阿国的大名叫林壮国，是乡下人，穷人家的孩子。家中有几个姐妹，只他一个男孩。大姐去报考省立二师，是跟阿国一起去的，他们俩那时已经相好了。大姐本想跟阿国相守一生，却看着他死在自己怀里。她后悔极了，那天晚上如果不急着送我回家，没逼着阿国陪送，待到排练结束众人一起离开，对方可能不敢动手，阿国可能还会活着。可是已经迟了。
我问：“他得罪了那些人吗？为什么打死他？”
大姐说抗日爱国得罪谁呢？阿国死后到处议论纷纷，警察四处追查，却没有抓住任何凶手，事情不了了之。这一结果并不奇怪，警察跟凶手其实是一伙，剧社早被当局猜忌，认为表现左倾，怀疑异党渗透。制造惨案，杀害剧社人员是想杀鸡吓猴。这些家伙不知道压迫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抗，杀人只会让更多人奋起吗？大姐咬牙切齿，让我听了害怕。“阿姐你也要反抗吗？”
她训斥我：“大人有声，小孩无嘴。”
“阿姐你们是……是什么人呀？”
“傻了？我就是你阿姐。”
凌晨时分，母亲走进我们的卧室，把我从大姐身边抱走，当时我睡眼迷蒙。母亲把我放在门边，拿出一把大铁锁，把还在沉睡的大姐反锁在房间里。我大吃一惊，顿时惊醒。母亲低声喝令我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待在这里。
大姐被母亲囚禁。发觉后她极力反抗，大喊大叫，要死要活，又是踢门又是撞墙，闹得天翻地覆。母亲拿一张板凳堵在卧室门前，自己坐在板凳上，无论大姐如何撒泼，如何央求，她始终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她把大姐关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改变了大姐的命运。
如果大姐按照原定计划从厦门返回漳州，将于第二天出发，跟一批同伴乘汽车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军队，然后不再返回，随队转赴安徽。大姐参加的剧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时逢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各共产党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大姐他们要去参加新四军。大姐不忍心不告而别，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所以千方百计请一天假，跑回厦门一趟。大姐并没有告诉母亲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但是母亲心里有数，用一把铁锁在最后时刻阻断她北去的机会。母亲说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她最清楚，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坐牢吃枪子。
“让她死不如让她恨我死。”母亲说。
大姐的命运被母亲强行改写。三天后母亲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发现他们早都走了。大姐备受刺激，打算往龙岩赶，独自去找队伍，却在焦虑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愈后时局大变，一时没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暂时返回厦门。当年五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大姐与我们一起困于沦陷区。
她在厦门谋了个教职，当了小学老师。有很长时间她拒绝与母亲说话，虽然每日依然要帮助母亲打水洗衣，但她们靠习惯和动作交流，不需要语言。有一个雨天母亲在水井边滑倒，摔断了左腿，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伤愈后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偻。大姐开了口，让母亲停止做工，从此不再给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么？”母亲问。
“吃我。”大姐说。
“你有几个工资？”
大姐呵斥：“不要说！现在听我的。”
从此我们家大姐说了算，母亲失去了掌控权，想来也是理应如此。
两年后，有一个男子走进我们家门，他就是吴春河。我认识他，当年我跟着大姐去剧社排练时见过，当时他在鼻子下边粘了两撇胡子，演那个拿鞭子打大姐的老头。
母亲很不满，问大姐：“怎么领来个台湾仔？”
大姐抢白母亲：“有样学样。”
母亲无言以对。
我们的父亲钱以未是台湾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到大陆，末了在台湾失去踪迹。大姐与母亲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她领进家门的这位吴春河也是台湾人。其曾祖清朝末年从惠安洛阳过台湾，吴本人出生在台北，五岁时被送回祖家，过继给他的一个堂叔当儿子。他的养父在泉州开有一间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酱油铺。吴春河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到了省立二师，当过大姐的老师。吴春河是台湾人，又是惠安人，两边都有父母。日本占领厦门后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厦门一所中学应聘当教员，似乎是为了大姐，不惜对日寇的刺刀点头哈腰。吴春河与大姐间的故事比较复杂，牵扯到剧社里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壮国和颜俊杰。吴春河成了我姐夫后不久，有一天大姐与他一起离开厦门，临行前告诉母亲是去惠安婆家走亲戚，却一去不返。母亲一打听，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经悄悄辞掉了各自的教职，母亲呆若木鸡。半个月后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让人带一笔钱捎了口信回家，说她和吴春河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她很牵挂家中老小，会想办法寄钱寄物补贴家用，帮母亲和我们度过艰难。她让母亲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坚持学业。
母亲跳着脚大骂，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辞詈个不停。几年前母亲及时出手，用一把大锁将大姐扣留，让她无法远走高飞，也让她躲过了皖南事变中打向新四军的子弹。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大姐终究跟人跑了，脱离了母亲的保护。抗战胜利后大姐回到厦门，我们才知道她和姐夫离家后辗转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战时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里，大姐在一个训练班受过训，而后到省政府所属一个办事机构工作，姐夫则进一家报馆去办战时报纸。战后他们回到厦门，大姐先在市政府当文员，而后进了警备司令部；姐夫应聘到厦门一家报馆，后来去了台湾。大姐说姐夫是去探探路，过两年看看情况，再决定他们是留厦门，还是过台湾。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么人，我知道大姐的事从不像她自己讲的那么简单。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陷阱丛生
大姐让自己陷入险境，是在旧历四月二十钱家做节的几天前。
那天大姐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经过中山路附近一条小街的博闻文具店门口。小文具店临街，门面很小，柜台紧挨着五脚距，店主人是位六十来岁的老者，背有些驼，面相和善。老人站在柜台后边，跟街边来来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过往打个招呼，问货要物伸手取来，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经过小店时跟店主人打个照面，客客气气问了声好。
“有信？”她问。
老者点点头，低下身从柜台下边掏出一个小木盒，把它递给大姐。
大姐吃惊：“这是啥？”
有个客人昨天来买墨水，留下这东西，让老板转交吴先生，还留了一封信。
“没搞错吧？”大姐生疑。
老板肯定没有搞错，那人讲得很清楚，请吴太太转给吴先生。
大姐没再吭声，谢过老板，悄悄接过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吴春河的远亲，年纪虽大，辈分却比吴春河小，一向管吴春河叫吴先生，管大姐叫吴太太。吴春河去台湾前在报馆工作，每天来来去去，都要从这家文具店经过，对小店生意多有关照，见面打声招呼，需要时买盒图钉要几张纸，并不显得特别。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这家文具店跟吴春河的关联绝非平常，也没人注意吴春河跟老者闲聊、买个把小物件时，常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是些邮件，多从香港寄来。老者有一个女儿嫁在香港，那边还有若干亲戚，不时来个信问身体报平安。有时一个月一两封，有时几个月不见一字。这些信件写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无一例外都由老者转交给吴春河，因为它们实与店主无关——他在香港的女儿和亲戚从不给他写信。
吴春河的邮件为什么要假人家文具店主之名寄达？他对老板说，自己有些私人事务不便让他人知晓，偶有特殊私信不好寄到报馆和家里，需要一个地方代转，因此拜托店主。主要考虑彼此不是外人，店主为人持重，信件寄到这里可以放心。吴春河本人每天来来去去，一旦有信可以及时妥转，不会耽误或丢失，即使他有事不在，信件寄存在自己人这里也较稳妥。
老者是明白人，清楚吴春河所言只是托词，或称给个说法，吴春河如此作为必有隐秘，不便明说。老者阅尽人事，对吴春河所托没有二话，一句都不多说，悄然相助。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什么都不知道，减少日后麻烦，不失为一种自保之策。除了帮转若干邮件，吴春河从未请求店主再做其他，对他来说，让文具店一直没有色彩、很不起眼、不为人注意，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
吴春河去台湾后，转由大姐与店主联系。起初香港给吴春河的邮件还有若干，渐渐就显稀少，因为已有线路直接送达台湾吴春河处。吴春河时而会把给大姐的信寄到这里，请店主转交。除了这两方面，从未有其他邮件或物品进入这个渠道，没有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