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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身离开。
宪兵和便衣转瞬间走得精光，我们一家人面面相觑。
“死特务说什么？”母亲问我。
“鬼话唬我们，阿姆咱们不听。”我说。
孙力告辞要走，我看天都黑了，让他吃了晚饭再走。孙力说他得赶回学校，晚上还有事。母亲当场赶他：“要走快走，没你的饭。”
不禁我急：“阿姆！”
孙力难免发窘，还好他沉得住气，说时候不早，他把讲义留给我自己复习好了。
我们端着油灯去了天井，他的书包还丢在天井的小桌上。我提心吊胆往鸡窝看，那里黑糊糊的；我把油灯凑过去，不觉吃了一惊：鸡窝边什么都没有。
孙力伸手，从鸡窝下取出一样东西，是他的讲义夹。
他低声告诉我，东西在老地方。
原来他又把它放回井里，赶在宪兵和特务搜查之前。他在东西上留了段绳子，下一次不必下井，用桶钩就可以把它钩上来。
“我找机会再来。”他说。
我们离开天井，母亲和亚明坐在饭桌边等我吃饭。当着母亲的面，孙力把他的讲义夹递给我。我当着母亲的面把夹子打开，里边夹着一本油印小册子《解放》。
《解放》是地下刊物，学习材料。地下党组织发展新成员，提供学习材料是个重要环节。他们通过接近和考察，认定哪一个人具有同情倾向，比较可靠，有望成为同志，接下来会给他一些被当局查禁的共产党的书籍、文件和材料，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拉近思想，进而发展为组织成员。孙力把《解放》给我，显然是有意发展我，这需要孙力上级同意，一定也征求过三哥的意见。三哥与大姐一样，一向要我好好读书，不想把我拖进他们的事情，怕我有危险。现在看来他改主意了。
我把讲义夹还给孙力，让他带回去。
他吃了一惊：“你不要？”
我告诉他，不是不要，是已经有了。
“什么！”
“是这样。”
他看着我，满腹狐疑。
我让他赶紧走。天黑，有宪兵，走小路，多加小心。
孙力走后，母亲对我下了禁令：“不许再跟这个人来往。”
“阿姆说什么呀！”
孙力只是我的同学，其它什么都不是，同学来往有什么大不了的？母亲对他再提防，至少也得顾及我的面子，人家来找我，母亲怎么可以当面让他下不来台，让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这个人哪里不好，值得母亲这么不客气吗？
母亲不讲理：“不管多好，不许跟他。”
“为什么！”
母亲居然当着我和亚明的面哭号，大声叫唤起大姐。
“金凤你死哪里去了！管一管你澳妹啊！”
我的眼泪哗啦一下出来了。没有办法。
我知道母亲是害怕。孙力人不错，刚才宪兵进门，危险突起，他可以自己翻墙逃命，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对付宪兵，母亲亲眼目睹，不会不明白。但是他让母亲害怕，就像当初姐夫吴春河让母亲害怕一样。母亲非常敏感，她嫁给我们的父亲，有过那么多遭遇，生了我们这些儿女，她能感觉到吴春河和孙力是什么人，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危险，他们的危险将给家人带来什么。母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儿，无论如何，她不能让我再走大姐那样的路。
但是已经迟了。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死而复生
我得说一下自己是为了什么。
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我们家最没出息的孩子，因为我爱哭。我这个人心软，看不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遭罪，什么人什么事让我感觉难受，眼泪就会止不住掉下来。孙力跑到家里找我，三哥让他带一句口令——“乖女流鼻水”，这根本不是什么口令，是三哥调侃我。其中“乖女”说的就是我，鼻水则是鼻涕，指的是哭泣：澳妹哭了。眼下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心软的，我天生这样，没有办法。
以我的来历而言，我原本最不应当心软，因为我的命最硬。我是钱家的小女儿，我跟其它孩子不同，包括和我的哥哥姐姐都不一样，出生时不在医院，不在家里，不在野地，是生在监狱里，所以母亲说我命硬，生而为囚。二十一年前母亲在女监生下我时，狱友和狱卒没有谁认为我能够活下来，女狱长让母亲作个选择：如果要这个女孩活，就送人，马上叫人抱走，谁要给谁，落到穷人家富人家看女婴自己造化；如果母亲舍不得，让刚落地的孩子当小囚犯，只怕活不过满月。
作为监狱的孩子，我跟正常女婴不同，出生时只比一只小猫大一点，瘦弱细小，哭起来有气无力，像一只蚊子哼哼叫。但是我比我的哥哥姐姐都要乖，落在太阳晒不到的阴暗地方，很能体谅母亲辛苦，从早到晚只是自己睡觉，不吵不闹，饿的时候知道自己吮指头，不到饿极了绝不乱哭。表现这么好，让母亲特别割舍不下，加上小脸蛋长得不错，狱友个个都说是美人胚子，更让母亲放不掉。母亲不听女狱长劝告，死活不把我送走，我是她的孩子，生得跟着她，死也要跟着她。那时候她不骂也不詈，把我背在背上，抱在怀里，跟我说话，给我念歌，哄我睡觉，她喜欢念一首自编哄儿歌，其中有两句“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其中的“兄弟”讲我的哥哥们，“乖女”自然就是我。以我当时的表现，确实称得上乖女，乖的当然就是善的，本性善良，而所谓“水”则是土话，指的是女孩漂亮。“善又水”代表了母亲对我的良好评价和美好期待。后来我三哥的调侃口令是母亲哄儿歌的翻版，只是把母亲对我的褒奖“善又水”擅自篡改成“流鼻水”。
监狱里伙食很差，一日两餐糠菜，永远有如猪食，除了充饥，维持囚犯不死，谈不上营养。那里的产妇不坐月子，也不加口粮，母亲想尽办法，向人讨要，自己寻找，把能够讨到、找到的东西都吃下去，试图多出几滴奶水，让我能活下来。狱中育儿实不容易，母亲千方百计，费尽辛劳，把自己折腾得不成人样，变得有如一只瘦成骨架的母猴，终于还是功亏一篑。如女监狱长所预言，不到满月我就不行了，面临夭折。
那时是春天，监狱外流行热症，用医生的话叫乙型脑炎，不知怎么也传进女监。这种病杀害无数儿童，吃奶的孩子却不容易得，因为有母乳帮助抵抗病菌，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母亲的奶水无法提供足够保护，我慨然以身相许，与病魔相携。由于体质孱弱，染病之后发展迅猛，仅仅一天人就不行了。狱卒找来一个懂点医道的女犯给我把脉，女犯把我的眼皮翻起来给母亲看：“过去了。”
母亲痛哭，伤心不已。
作为一个夭折的监狱女婴，我获得了自由，有资格离开牢房，脱离狱卒的管束。我母亲是犯人，不得随意走出牢房，哪怕再伤心，也无权料理我的后事，必须转交他人。我被包在一条破布里，由监狱伙房一个老火夫抱出女监，丢弃在外头荒山坡上，没有棺材，也没有掩埋。女犯人在监狱产下孩子时有所见，监狱婴儿死亡率很高。狱中死婴有如死猫死狗，无法与好人家夭折的孩子相提并论，没有太多讲究，只需丢在荒山坡上让太阳晒、雨水浇，风吹露打，终有野狗野猪蚂蚁和昆虫去拾掇干净。
女监的老火夫偷懒，没找个远点的地方丢弃我的遗体，随随便便弃之路边，那是老火夫从监狱回家来去必经的山路。老火夫扔我的时间为黄昏，通常当晚会有野狗过来光顾，把我拖走食用。以我的弱小程度，只能塞塞它们牙缝，很遗憾无法提供饱餐。不料当晚野狗们也偷懒了，第二天清晨，老火夫顺着那条山路从家里走回监狱，天刚蒙蒙发亮，四下里还黑糊糊一团，老火夫经过我的遗体丢弃处时，意外听到了一个异样声响，细细的，像蚊子一样哼哼，时断时续，那是我的哭声。
我饿了。也可能是蚂蚁咬我，让我醒了过来，从昏迷中，或者说是从死亡里。
老火夫大惊。他把我从荒坡抱回监狱，交还狱卒，送回母亲的牢房。
“小丫头命硬啊。”狱卒也非常惊讶，“她还活着。”
我们家的人死而复生不是稀罕事，因为我们有一个死而复生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类似场景一再重演于我们家，应有其道理。
我逃过了凶险的热症，患过乙型脑炎的儿童通常会有后遗症，或者成为痴呆，或者胳膊腿不灵便。我也一样，不可能例外于后遗症，只是我的后遗症相对较轻，比较特别——那场病后我变得爱哭，从荒山坡开始，一直哭到监狱，再哭到出狱。
所以我之心软如果不是天生，就是这场恶病所后遗，要怪只能怪母亲自己，不能怪我。成人之后母亲骂我爱哭，我模仿大姐，以母亲有责自卫，母亲无言以对。
所有早年的故事都是母亲自己告诉我的，包括“我家兄弟好，乖女善又水”。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监狱，也没有热症，因为当时我远未长到可以留下记忆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监狱？母亲当时为什么被关在女监？都是因为“那个死鬼”，也就是母亲嘴里的父亲。这些事说来话长，得从母亲的老家，漳州城大舅那边说起。
其实我们并没有大舅，我们的母亲并不是大舅的亲妹妹。我们与大舅间的瓜葛，起源于当年的一场水灾。漳州城地处平原，九龙江西溪北溪两大支流分别从两个方向流过，汇合于城外三十里地的江东一带。九龙江让漳州成为鱼米之乡，也酝酿了当年的一次次水患。晚清年间一个初秋，一场大台风袭击漳州，几日大雨造成江水暴涨，九龙江堤防崩溃，全城大水。洪水退后满街泥泞，遍地灾民乞讨求生，全城一片惨状。
有一天黄昏，我大舅家门外来了两个女乞丐，一老一小祖孙俩，老婆子嘴里已经不剩几颗牙，小姑娘只有两三岁。老婆子打大舅的家门，说祖孙俩已经饿了三天，恳求东家给两块地瓜。当年大舅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