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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感觉那床铺顿时成了浮物，黑暗中随着水流摇晃。
他在柜子上坐了一宿。积水曾经涨近柜面，那时他曾思忖自己将往何处躲藏，难道攀附于屋梁？所幸积水在柜面下滞留了一段时间，开始缓慢消退。凌晨时分屋里的积水还深及膝盖，屋外已蒙蒙发亮，雨势减小。吴春河从柜上爬下来，涉水走去开门。门外是一巷积水，他走出门探探水深，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哗哗响动，扭回头看，只见巷子右侧的房屋正在逐一倾倒，自巷里向巷外，一间把一间压垮。他困守了一夜的屋子位于巷子中部，没能躲过败屋的撞击牵扯，顷刻间在他眼前化成水中的一摊破烂。
吴春河逃过一劫。
学校同事都说他命大。那时候学校里如他一样的大陆来台教员不少，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推行“皇民化”运动，学校里教的都是日文，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之初，需要大量国文老师。来台任教的老师中有许多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一带人——台湾人的祖先多为闽南迁台，台湾主要本地话就是闽南话，两地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相同，闽南籍老师来台比较适应。吴春河跟他们有所不同，他虽然从闽南而来，本人却是台湾人，这里有他的家和众多直系亲属。吴春河家人基本都在台湾北部，他自己出生于台北，生父已经过世，生母健在，还有几个同胞兄弟。按照通常情况，吴春河回台湾发展，台北应是首选，他却跑到台南，静悄悄在中学里谋了一个教职。因为这所学校校长跟他沾亲带故，为他生母的远亲，学校里还有一个教员叫谢德灵，有一个谢德灵小组。
谢德灵也是从大陆过来的，福建漳平人，年轻热情，到本校任教后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核心小组人员六个，都是年轻人，有本校青年教师、高中年段学生、学校职员，还有一位附近乡村的农民青年。谢德灵小组里的几个人志趣相投，经常在谢德灵的房间里，以读书之名相聚，彼此无话不谈。谢德灵带到台湾的箱子里藏有若干政治书籍，均为共产党的基本读物，在他们小组内偷偷传阅。谢德灵本人不是党员，只是一位同情分子，不满国民党独裁，接受共产党主张，凭着一股热情，在学校里自发开展活动。他把情况写信给自己在上海读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盼望得到指点。这位老师是地下党员，谢德灵读书期间跟他走得很近，谢手中那些禁书都是老师给的。老师曾让谢德灵参与过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准备介绍他参加地下党，不料谢的父亲突然过世，不得已辍学返家，离校去台湾投亲谋生。老师把谢德灵的情况告诉上级，吴春河因之落脚台南，把老师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谢德灵。
老师在信里说，一切可听从吴先生安排。
“这就好。”年轻人很高兴，“我们都还不懂。”
“慢慢就懂了。”吴春河说。
“我让小组一人再发展五个，用读书会的名义。”谢德灵告诉吴春河，“那么我们就有三十多人了。”
吴春河说：“不急，慢慢来。”
吴春河到校后，恰学校图书馆主任辞职去台北，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手。校长粗粗翻一下履历，认为吴春河可用。吴春河一到台南就遭水劫，死里逃生，却显得沉稳镇定，让校长印象深刻，因此决定让他代理图书馆主任。吴春河没有二话，一个月下来，校里校外一片夸奖，他管理下的图书馆井井有条，国文课也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校长大悦，觉得自己没看错人。
他也有所怀疑：“如此人才，怎么愿意屈尊于此？”
吴春河说：“人自当随缘。”
吴春河为人谨慎，行事细密。到学校后，他不跟谢德灵有太多接触，不让谢德灵再频繁召集小组聚会，读书会发展计划也被他搁置。几个月时间里，吴春河通过各种方式，与谢小组里的六个人分别接触，了解各自情况。末了他把谢德灵找来，肯定几个人都可靠，但是小组不能再继续存在，必须自行解散，人员还须迅速分散。
谢德灵感觉很意外。
“你们已经受注意了。”吴春河说。
谢小组只是一个雏形，并没有真正成为组织，也与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今后一旦出事，大家口径一致，只讲是读书会，同道者一起学习而已，读禁书只是因为好奇。对方抓不住把柄，没有任何证据，大家都不会有问题。
谢德灵问：“吴先生过虑了吧？”
吴春河说，这类事情他见过很多，很残酷。
谢德灵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同时安排离校，到台北去，除与吴春河保持单线联络外，跟这边的其他人员及活动完全脱离。这是为了安全，也为了发展。吴春河要求谢德灵到台北后改弦易辙，不事张扬，悄然作为。
“要有长期打算，形势会非常恶劣。”他说。
吴春河通过一些关系，在台北一所中学为谢德灵另谋教职，那里的条件比台南这里好，谢本人很高兴。事到临头却发现有麻烦：谢德灵就学于国立暨南大学，该校抗战时曾迁校闽北，胜利后返迁上海。谢因家庭变故辍学，未曾毕业，他在台南可以教书，因为其父为校长世交，到台北就遇到困难。
吴春河说：“我来想办法。”
他通过大陆方面的关系，给谢德灵借来一张暨南大学毕业文凭，文凭上的毕业生为陈英杰，其身材、面貌与谢德灵有些接近。吴春河让谢德灵改了个名字，叫陈永吉，拿着这张毕业文凭去台北。闽南话里，“英杰”与“永吉”读音基本一样。
谢德灵顺利进了那所学校。
谢小组里的其他人员有两位留在台南，两个学生于第二年升学离开，另外一位从大陆来台任教的年轻老师返回大陆。小组里有四人先后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分别跟他保持直接联系，彼此间不再横向联络。吴春河让他们各自开展活动，在特定人群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系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
1947年初春，“二二八起义”爆发，台湾剧烈动荡。谢德灵虽未接到指令，却情不自禁，揭竿而起，带领他在台北发展的人员参加起义，袭击警务所，夺取武器，当局调大军镇压，谢德灵率队转赴乡下打游击。除台北谢德灵，还有几个地下支部人员起而参与当地斗争。起义爆发前，吴春河返厦门，不在台湾，得知情况突变，万分着急。由于当局管制海上交通，客轮征用运兵，吴春河设法买通渔民，上了一条渔船赶回台湾。时寒流南袭，台湾海峡风高浪大，小渔船在惊涛骇浪中起落，随时可能葬身海底，吴春河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有如打坐悟道，终于越过海峡。
谢德灵的队伍寡不敌众被击溃，人员或死或捕，谢德灵逃到台南。吴春河竭尽全力，安排谢及所有已经暴露人员立刻下海，秘密撤离台湾，留下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各自隐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事件后当局极力搜捕镇压，全岛陷于白色恐怖，吴春河在高压笼罩下顽强坚持，度过艰难时刻。
隔年夏季，有一天上午，吴春河在学校里给初三学生讲课。该年级教室位于教学楼三层，教室一面后窗对着操场，通过这面后窗可以看到操场对面学校的大门。吴春河讲课时偶然一瞥，注意到一辆宪兵部队的军用吉普开进学校大门，进门后即左拐，冲向校图书馆楼。车在楼前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下车，快步冲上楼去。车上还走下一个便衣，便衣没有上楼，走到一旁，站在墙角独自抽烟。
这个便衣让吴春河眼熟，其形态动作很像他多年不见的故人柯子炎。
吴春河不露形迹地把课程收结，布置学生做课后习题。
“保持安静。”他对学生说，“下课交科代表送我。”
他转身走出教室，不慌不忙走向走廊中部的楼梯口。楼梯口处有一简易小便所，内置几个大尿桶供学生小便。时为上课时间，小便所内无人，吴春河走进小便所后迅速脱下身上长衫，卷成一团塞在墙角一堆杂物后边，把脚上一双黑布鞋也扔进去，同时从嘴里摘下假牙，立时双腮干瘪，与刚才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吴先生判若两人。小便所的墙头挂有一只旧斗笠，墙边倚着一根竹扁担，两件工具均为常备用具，供校工在尿桶尿水充盈时挑往操场对面的厕所倾倒。吴春河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拿扁担挑起两只已装有半桶尿水的尿桶，赤着脚，只穿一件黑布背心，低着头走出了小便所。
他听到楼下轰隆轰隆，传出一阵急剧的脚步声。
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他与宪兵狭路相逢。
“阿伯，初三二班在几楼？”跑在前头的一个宪兵用本地话问。
“三楼尾。”吴春河躬着身子挑尿桶，嘴角漏风回答了一句。
四个宪兵从他身边匆匆跑过，直扑三楼。
吴春河加快脚步下楼。下楼后没有往操场公厕那边去，转道直趋学校后门。
学校后门是铁栅栏门，铁栓上扣着一门铁锁，后门外是大片田野。
吴春河配有后门钥匙，从来没离过身，以备应急，此刻危如累卵，他还是坚持挑着那两桶尿，没有匆忙舍弃。从后门走出学校，他往四周张望，不禁庆幸两桶尿挑得值得：前方左侧，围墙边站着几个便衣人员，正在那里抽烟，满眼警觉。显然后门已被监视，监视者知道他们要抓谁，对挑着尿桶从后门走出的赤脚校工没有兴趣。
吴春河步履平稳，走出后门还放下尿桶，回身把铁栅栏门关好，拉上锁栓，把大锁反锁回去，再挑起尿桶走上田埂，穿过田园。田园另一侧有一个小山冈，长着茂密的林子，几分钟后他走进林子，把学校丢在身后。
他没回自己寄居的宿舍，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背心，赤脚逃离。
台南乡下有一户张姓农民，户主张双庆是吴春河所教一位学生的家长，学生毕业后想到大陆读大学，吴春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