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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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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她火冒三丈:“我哪有办法!”

我呆住了。

她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哪里都不要去,等她回来。

她用力关上门,离开房间。我独自坐在床上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不到两分钟房门又开了,大姐推门朝我比画:“澳妹,跟我来。”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跟着走,要我什么都别问。

我们一起出了旅馆,从大街走到小巷,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小街上。天色已暗,小街没有路灯,靠沿街各铺面提供一点亮度,供行人来去。小街弯弯曲曲,一些铺面还在营业,大的铺子挂起汽灯,小铺则点上煤油灯,有些人家围在煤油灯前吃饭,小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大声喊叫。

小街中间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带着我从油铺边走过。油铺尚未关门,门里亮着油灯,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柜台后边拨打算盘,看上去是油铺掌柜。油铺里冷冷清清,并无顾客打油,但是大门洞开,似乎在等着谁。

大姐在油铺斜对面街道上站住脚。这里有一个五香铺,铺里支着油锅炸五香卷。五香是本地小吃,像是炸春卷,馅料却不一样,有肉丁、虾仁、葱白和荸荠,加上各种配料和五香粉,炸得香喷喷,蘸上酱料好吃极了。大姐买了根五香让我抓着吃,自己跟五香铺老板娘打听一个补锅匠,说昨天看到这里有人补锅,今天怎么不见了?老板娘说补锅匠不是这条街的,昨天跑到这里补锅,今天又不来了。

“还有一个爆米花的,一直在这里摇爆机吗?”大姐问。

老板娘说爆米花的以往也没见过。

大姐低声骂了句:“该死。”

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糊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子摊开,要我赶紧睡觉。我问她母亲和三哥怎么办?她答应明天领我到漳州的南山寺,给母亲和三哥烧一炷香。事到如今,只能请菩萨保佑母亲别出事,保佑老三活下去。

我一时语塞。

我们俩挤在一张铺上,我哪里睡得着,大姐也一样,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洞洞的窗外,根本无法入睡。她跟我说话,语音平静,忽然旧事重提说起了林壮国。她提到自己衣箱底下有一个旧包袱,包袱里有一件旧衣服,是阿国出事当晚她穿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是阿国死前流的血。这么多年了,她一直留着那衣服,从不丢弃。姐夫吴春河也知道这件衣服。

我听了害怕:“阿姐为什么呢?”

她知道母亲也一直留着父亲被暗杀时的那件衣服。不同的是父亲当年没有死,阿国却没活过来。阿国跟父亲比是小辈,但是他们都一样,是共产党。

“阿姐你不是吧?”

“多嘴!没让你问!”她训斥。

她说一个人走上某一条路总有缘故,阿国在她手臂里断气的那一刻,她这一生要干什么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么说不完全,还得算上父亲。从父亲拉着她的手从家门口小巷走过那时起,很多事情就注定了。

我们家孩子里,数大姐跟父亲接触最多,她懂事那几年,父亲难得地经常在家。父亲很喜欢大姐,大姐小时候,父亲从外边归来,站在摇篮边看大姐睡觉,边看边笑,满心欢喜,远比看见大哥高兴。当年父亲常牵大姐的手上街给她买吃的,大姐最初认的字也是父亲教的。父亲还给大姐刻过一个石头印章,小印章四个字“钱金凤印”,其中“凤”字中间刻着一只鸟,印在纸上活灵活现。父亲给大姐讲过许多道理,他说人要自知自觉,大姐是钱家大女儿,钱家人要像钱家人,当大姐要有大姐的样子。“大姐大姐头”就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的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做些什么。

“阿爸说过自己是共产党?”我问。

父亲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大姐还小,长大后她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来,大姐经常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感觉他一直在拉着她的手领她行走,有如当年。大姐一直想要找他,她觉得父亲那样的人有可能因为种种缘故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不吭不声躲在哪个角落做他的事情。父亲的求生意愿非常强烈,这种人无论遇到什么灭顶之灾,往往还会生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父亲还活着,应当把他找出来;如果父亲确实已经不在世上,葬在哪里也该有个最后归宿。家中做节那天,保密局特派员柯子炎提及父亲,不像是随意提起,肯定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许是有意探听虚实,想从钱家人的嘴里打探父亲的底细。他们像是认为他还活着,他们似乎也在找他,其中必有原因。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担心父亲,只怕母亲出事。

大姐让我安静。现在哭不顶用,这件事我管不了,白操心,她再想办法吧。她不喜欢让我卷进这种事,怕影响我读书,怕我有危险。现在我被卷进来,只能多加小心。

“你暂时不要回厦门。”她交代。

她要我先在大舅家住几天,等可以回家时再说。我得有个准备,最坏的情况是特务追过来抓我,那不必怕,因为我就是个学生,大人的事一概不知,特务拿我没办法,到时候她和大哥会设法把我保出去。无论我碰上什么,都要心怀希望,坚持活下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是为了死。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记住什么?”

我记住要活下去。

她让我吃了一片安眠药,她自己也吃。她说不吃药只怕整夜甭睡了。

我从没吃过那种药,它对我效力巨大,没多久我就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有几个人闯进旅店客房,他们打门,最后拿脚踹开房间大门,使劲推搡,把我从沉睡中推醒,冲着我大喊大叫。

“钱金凤在哪里!”

我整个儿蒙了,眼前乱哄哄,头脑晕沉沉,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闯进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问些什么。

“喂!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朝我大叫。

我忽然认出来了,这是个矮胖子,刘树木,柯特派员手下的特务组长。

他追问大姐的去向。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姐跟我一起吃了安眠药,挤在同一张床上,然后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

“东西呢?在哪里?”他嚷嚷。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人搜查房间。大姐的皮箱还放在客房角落里,他们把皮箱拎在床上,看他们的动作,可知皮箱相当沉重。当着我的面他们打开皮箱,只见里边有些杂物,还装有半箱子书,居然都是我的课本,小学的,中学的,已经没有大用。大姐舍不得扔,把它们保留下来,不知为什么她把它们塞在皮箱里,从厦门带到了漳州。

矮胖子刘树木看到皮箱里的课本,脸色全变。

“电台在哪里!”他朝我咆哮。

我哪里知道什么电台。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惊险劫狱

大姐把安眠药含在舌头下边,然后悄悄吐掉。

她在半夜里悄悄离开客房,那时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司机小陈跟着她,两人将一切弃之不顾,不告而走,驱车匆匆赶回厦门。

她只能孤注一掷。

旧历四月二十做节当晚,我们家那幢木屋里发生什么了?有如大哥当时所怀疑,大姐与三哥一起鼓捣,密谋了其后事项,包括三哥第二天凌晨的失踪,以及大姐拉到漳州的一只大皮箱。这只皮箱本应装着一部电台,而不是半箱沉重的旧课本。

我们家老三钱世康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他货真价实就是个“土共”,地下党游击队的敌工队长,这一次潜入厦门有一项重要任务,涉及一部电台。

前些时候,闽粤两省当局组织大量兵力围剿游击区,游击队与“进剿”之敌在山区周旋,历经几场大的战斗。一次突袭中,游击队的电台被敌军炮火击中,报务员牺牲,机器毁坏,致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地下党通过内线从台湾得到一部新电台,用渔轮偷运到厦门,派遣老三钱世康到厦门接运。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加强镇压,白区地下党的交通线又遭受破坏,任务异常艰难。老三勉为其难,想尽办法进入厦门,把电台接到手一检查,发现电台一只真空管以及若干零件受损,问题可能发生于海上运输途中。老三决定在厦门修好再往山里送,这方面技术他懂,零配件在厦门较容易找,唯有真空管无处可寻,紧急中他通过博闻文具店求助大姐。

三哥是从哪个渠道得知博闻文具店?原来是姐夫吴春河。两年多前,有一次三哥在山里游击队驻地意外见到了吴春河,两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时间短,彼此没多说,吴春河留了地址,说以后如有特殊需要,可试通过这里找他。除了这句话,吴春河没多说,老三也不能问。闽南基层地下党组织有多个系统,各自按照上级要求,独立开展工作,彼此不相统属。吴春河此前从未与游击队发生联系,估计来自另一系统,有可能直属更高层级。三哥与他在游击区意外相逢,彼此才知道是自己人。三哥猜想,姐夫突然进山,可能是奉上级之命联络重要事项。从时间上推算,那一次姐夫进山,可能跟前往台湾的任务有关。

三哥通过姐夫留下的渠道向大姐求助,事出无奈。情况很紧急,很严重。敌人大举进攻,特务活动猖狂,有白区重要干部被捕,几条交通线相继被破坏。这时候跟上级失去电台联系,雪上加霜。三哥急于修复电台,送出厦门,原有的渠道无法提供帮助,反复斟酌,才冒险与大姐联系。他觉得姐夫的活动大姐并不一定参与,但是姐夫是自己人,大姐肯定不会是敌人。无论大姐是不是地下党,毕竟是自家大姐,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想办法帮他。三哥用写信方式联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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