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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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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没给别人看见吧?”她低声问我。

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怀疑,那张小纸头让我更加确信。但我不知道大姐是跟姐夫一路,或者只是一个知情者。她从不跟我说明究竟,她一向拒绝跟我谈任何政治问题,既不说“共产共妻”那些话,也不讲腐败政府要被推翻。她一有机会就训斥我,让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好读我的书。我拿学校里学到的话跟大姐争辩,说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她不听,翻来覆去只是教训:“让你读书,不让你管这个!”

因此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姐是什么人。

我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的全是大姐。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女孩子最多读个初小,认得男女厕所那几个字,不会走错门,也就够了。当年大姐为了升学不惜离家出走,我的运气好多了,因为有大姐在头上罩着。大姐挣钱养家,照料每一个家人,已经取代母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主导权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在大姐手上开窍之后,读书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姐认定我是读书的料,一心要培养我。她说我们父亲读过大学,到了我们这里,一代不如一代,都没那个命,她从小盼望自己能读大学,到头来就是一场梦。还好家里有一个澳妹能读书,无论碰上多少困难,一定要让澳妹升上去,能读到哪里去哪里,一直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很想升学,却不敢拖累大姐,自知应当为家人尽力,想找工作谋生。大姐把我臭骂一顿,让我什么都别想,听她的,去考厦大。我听从大姐安排,成了钱家这辈人唯一的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出自大姐,她的薪酬不算高,养家尚且吃力,还要供一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她让我不要管,一心读书,不问其他。时逢乱世,遍地烽火,国共两军在北方各战场交战,闽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校里学潮不断,真是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姐夫自己神神秘秘,另有行为,大姐怎么还让我不问其他?难免让我不服。大姐训斥说。她是看重我这条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们家只出这么一个大学生,今后前程远大,有望光宗耀祖,要是让我把命丢了,她不是白培养白费心思了?

“要让你活下去,过好日子,不让你死在那前边。”她教训我。

大姐跟母亲是冤家,但是也跟母亲最像,她管我就像早年母亲管她一样。

旧历四月二十那天上午,厦大、侨师以及全市主要中学学生联合大游行。大姐事前知道消息,交代我当天哪里都不许去,留在家里,家中做节,母亲需要帮手,她自己也要请假回家帮忙。我本想跟同学一起上街,怕大姐知道了骂我,不敢不听。当天大姐和三哥被便衣扣在巷子口,我和母亲闻讯赶去时,大姐有一个动作让我感觉异样:她叫我一起拉开母亲,于旁人不注意间,把她的挎包挂上我的肩膀。趁乱转移,手脚极快,动作很麻利,显然早是老手。我明白这只挎包不一般。里边的东西不能暴露,有如亚明住院时我在姐夫皮衣口袋里翻出的那张纸头。大姐是在准备应对危险局面,便衣特务很可能会倚仗人多,把三哥和她强行带走,她会千方百计把母亲和我留下来,因此把要紧东西转移到我这里。尽管她从不告诉我她有什么隐秘,不允许我卷入政治活动,事到临头,她还是相信我。

这个挎包在饭桌上被大哥翻查,搜出了一只真空管。我跟大哥一样,不相信三哥所谓“做生意赚点钱”的说法,这只真空管肯定另有用途,大姐与三哥在这件事上肯定是同谋。次日清晨三哥突然消失不见,我断定依然是大姐与他在暗中合谋。当晚我们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让我和母亲置身其外。

事实上他们已经将我们卷入其中。

学生大游行后,各校和外界群情激奋,政府当局加强戒备,军警宪特满城活动。我因为赶功课,有几天没回家。那天上午我抱着讲义到教室听课,一个陌生男子在楼梯口把我拦住,说有事找我。

我很惊讶:“你是谁?”

他只说事情比较急,跟我三哥有关,让我跟他到一旁去说。

这男子二十四五模样,学生打扮,看起来不像坏人。一听他提起三哥,我顿时感觉不安,当时顾不着考虑其他,跟他一起走出大楼,站在楼外一棵树下。

他告诉我一个可怕消息:三哥被特务抓了。那天清晨三哥从家中偷偷潜离,是为了躲避追捕,同时不连累家人。他并没有走远,一直躲在厦门一个朋友那里。由于情势紧张,三哥无法多留,昨日乔装从躲藏点冒险离开。不料特务防范严密,加上内部出了问题,三哥未曾走脱,在登上一条渔船前被便衣认出,秘密逮捕。

我大惊:“真的吗?”

他还说我们家也受到牵连。三哥落网后,特务于昨天深夜突然袭击我家,搜查证物,母亲被他们强行带走。整个行动非常隐秘,只有附近几家街坊邻居听到些动静。

我惊讶得大张嘴巴。

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抓捕三哥和母亲的特务有来头,为首人物是保密局一个特派员,手下有一个行动组,还能调动本地的军警力量。这个特派员很冷酷,号称“血手”。他盯住我三哥并非出于偶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我三哥的情况,以及三哥潜入厦门要做什么事。三哥落到他手里非常危险,得设法尽快把他和母亲救出来。

“你是谁?”我问。

他是三哥的朋友,跟三哥一起做事。他们的事情眼下不宜多讲,我知道太多也未必好,不是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找我。我大哥的部队已经移驻泉州,厦门的事情恐怕一时管不到,当务之急是找大姐想办法。他们已经探明情况,知道我大姐不在警备司令部,出差去了漳州,他要我立刻赶到那里找大姐报信。三哥和母亲目前关在厦门看守所里,作为共产党地下嫌疑人员,正被特务审讯。特务在母亲、三哥以及我们家都未掌握要紧东西,特务需要活口,母亲和三哥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时间营救,但是要快。他让我马上走,校门外有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码头,那边有人给我准备了船票和车票。

“我们不便直接去见你大姐,只能通过你。”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那句话:不必多问,知道太多未必好,只需知道他们是三哥的朋友就行。除了把情况告诉大姐,他们不需要我做更多事情。

如果他们跟大姐是一路人,何必通过我去找她?但是如果大姐跟他们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要找她?

没时间多费心,一时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我没有迟疑,听命行事,立刻动身。那天有风,我用一条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了起来,坐着那辆人力三轮车离开学校,途中特意让三轮车师傅穿行一条小巷,从我家后院经过。透过石条栅栏墙,我看到我家后门紧闭,后院里安静如常,晾衣绳上空空如也。我心知不好,如果母亲在家,这个时候晾衣绳上一定有衣物在滴水。母亲已经形成习惯,她每天都要洗衣服洗东西,除非天下大雨,她总要在晾衣绳上挂点什么。

我只觉满腔悲愤。

我到码头坐船出岛,而后转乘客车到达漳州,时已下午。我直接去大舅家,大姐每到漳州都会到大舅家,所以去那里找。大舅不在家,舅妈告诉我大姐住的旅店,我转身去了旅店。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晚饭时分终于等到大姐。她的上司赴宴去了,她称有事回到旅馆,恰看到我。

“澳妹!”她非常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们进了房间,我把情况匆匆说完,她一声不吭。我大惑不解,母亲老骂大姐是“紧性鬼”。这种时候怎么忽然变得不吭不声?

“阿姐怎么办?”我发急。

她问我报信的陌生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总之是陌生人,但是显然他认识我,还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上人家的圈套吧?”她问。

特务的花招很多,到处有圈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家没骗我。

“他们怎么会去找你?”

陌生人声称他们找大姐不方便,所以找我出面。

大姐又不吭声了。

“阿姐,三哥和阿姆会怎么样呢?”

大姐生气道:“会死。”

“阿姐!”

她改口说母亲不会有事。母亲又不是第一次坐监狱,把母亲当共产党抓,真是瞎了眼,不把母亲气死才怪。让母亲去骂特务“共产共妻”吧,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从她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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