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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的阴谋家--刘邦(实体精校版)-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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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是站在一边的侍臣了。这些人,工作职务类似于秦二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为秦二世工作的,不是为赵高,所以理论上来说,他们不应该帮助赵高胡说。但是,大家都知道秦二世的智商靠不住,更知道赵高心狠手辣。所以有的人默不作声,有的人睁眼瞎说,以迎合赵高。

当然,还会有人说实话。

任何时候,总会有说实话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有。

有就好办了,赵高将这些说实话的人,一一逮捕杀害。在这个过程中,秦二世保持了他一贯的高风亮节,置之不理,不予过问。从此人人噤若寒蝉,对赵高恐惧到了极点。赵高再说什么,大家为了保全性命,唯有随声附和。

杀掉那些诚实的人,警戒所有人不许再说实话,这种逆淘汰,就是权力运行时最大的特点。而赵高,则是通过这个小小的游戏,为我们提示了权力的秘密。

权力就是指鹿为马,就是颠倒黑白!权力是一个无人能够受益的社会游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保持极端对立的博弈方式。

权力就是指鹿为马。如果鹿就是鹿,马就是马,这是基本常识,与权力无涉。常识状态下的生存就不再需要权力,权力的意义就是扭曲现实。不扭曲现实,要权力何用?

权力就是颠倒黑白。如果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还需要权力干什么?不需要权力的强制,人们也知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权力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将黑转为白,再将白转为黑,唯其颠倒世事,权力才有价值。

再来看看,自秦始皇打造出这恐怖的专制体制以来,可曾有一个人于中获益?

秦国百姓是第一批受害者。早年的秦国,百姓是有自由迁徙权及言论自由的。但是民权过大,就意味着君权的萎缩。所以秦国的君王渴求能够把百姓关入笼子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还真有,商鞅就是这样走入历史的。

《资治通鉴》卷二中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说的就是商鞅为了替秦国打造专制的铁笼子,对抗争的民众进行血腥的屠杀,杀得渭水尽赤。

以血腥的暴力,将秦国民众驱入囚笼而后,商鞅终于作法自毙,被他亲手打造的专制怪兽所吞噬: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这段故事,说的就是商鞅以邪恶的诛连政策,将秦国人相互牵制在一起,没人敢收留被通缉的反抗者。而当秦国反过来追杀商鞅时,商鞅逃到客栈央求收容,客栈却回答说,商鞅法令严酷,有收留没有身份证明者会遭受惩罚。直到这时候商鞅才如梦方醒,他精心替秦国打造的专制铁笼,岂知最终他自己就是落到网里的牺牲品。

经由商鞅改造的秦国,从此成为了一个极端可怕的怪物。公元前244年——那一年刘邦十三岁,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这一年的史书上,实际上有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的话,你立即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是年秦国大饥。

是年秦攻韩,陷十二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如饥荒这种向来具有摧毁社会系统的大事件,对被商鞅改造过的秦国,竟然毫无影响,照样是穷兵黩武,攻掠四方。

这就是郡县制的效果,可以称之为体制的力量。

饥荒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百姓就会大逃亡,敌国也会乘机进攻。但商鞅改造了秦国,百姓是不允许自由迁居的,必须在指定地点比邻而居,每十户人家为一保,一户犯罪,十户人家共同坐牢。每个人都具有奴隶与狱卒的双重身份,任何反抗的言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弹压。纵然是饥荒年间,也不允许去讨饭,一户人家讨饭,十户人家坐牢,所有的人都相互牵制揪扯着,纵然饿死,也无法改变境遇之分毫。

饥荒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对于郡县制的秦国无损。相反,这实际上是秦国又一次用兵的机会,因为秦国最重军功,如果上了战场,不仅有饭吃饿不死,弄好了立个战功,从此就争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体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让你沦为周边人群的囚犯,当然他们也是你的囚犯,人们相互监督,彼此憎恨,充满了绝望与暴力的冲动。这种体制永远会给你一个外部的敌人,并鼓励你快点去死。在这个规则中,受益的唯有君王,把老百姓关入笼子里,自己高高在上,恣意享受,予取予求,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

但赵高告诉我们,即使是君王,也不可能从权力中受益。

如我们所知,秦国打造出可怕的极端权力体制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六国百姓,然后是六国的贵族。当秦始皇一统六合而后,给世人的印象,他似乎成为了这个残酷游戏的唯一赢家。

但是,当秦始皇身死沙丘,帝国的权力落入秦二世之手,秦始皇的十七个儿子统统被处死,十个女儿被拖到咸阳街市五马分尸——秦始皇子孙后人噍类无遗,这就是始皇帝为获得至高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有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鲜血和死亡,无休无止地付出。最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人,则必须以自己的子孙福祉为祭品,才能够换取此生的恣意妄行。

这就是赵高通过对权力功能的梳理,最终告诉世人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的社会法则,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赵高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到刘邦的认可。

因为刘邦正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他有望取代秦始皇成为下一个赢家。这时候你突然对他说,别玩了大哥,这个游戏不好玩……他会很生气的。

事实上刘邦已经生气了。他开始第三次屠城,终于在屠城的数量上,超越了项羽。


第三次屠城

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

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看看,这段记载没有说屠城,反而说了“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连秦人都喜了,这岂不证明了刘邦军队是仁义之师吗?

如果史学家们肯多费点脑筋,再打开同一本《史记》,看看“秦始皇本纪”,就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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