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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诡异的问题，同样是屠城，而且是刘邦和项羽一起屠城。但屠来屠去，项羽落得个残暴不仁的坏声名，而刘邦却被尊奉为仁慈的长者，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疑心这是修史者的瞎掰，不敢言明刘邦其实也是和项羽一样残暴，并因此得出结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屠城，就是仁慈厚道，失败者哪怕不屠城，也照样是残暴邪恶。民国大家胡适更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谁想在姑娘脸上抹几把谁就来抹，抹得姑娘面目全非。
但实际上，至少在屠城这个问题上，不是这样子的。
想明确这件事情上的分野，就必须要先弄清楚秦汉时代的屠城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秦汉之前是春秋战国，春秋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总计是二百四十二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黄金时代，而后进入战国时代。战国是从公元前48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总计是二百六十年。而我们的主角刘邦，他三十四岁之前，是在战国时代度过的，三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在大秦一统时代度过的。四十八岁以后，秦政崩盘，天下大乱，刘邦的人生才终于开始。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春秋和战国，有何区别？为什么历史要这样划分？
史学家听到这个问题，会立即兴奋得两眼放光，马上会写无数本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胡言乱语。但实际上，春秋与战国的区别，不过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同而已。
怎么个不同法？
春秋和战国的区别，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战争态势上。
春秋之前的战争，不叫战争，叫观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看打架。比如说，商汤灭夏，叫鸣条之战。双方都把兵力集中到鸣条这个地方，大杀一场，商汤打赢了，就夺得天下。而周武王灭商，则是牧野之战，同样是双方将兵力集中在牧野，大战一场，周武王打赢了，于是夺得天下。
仔细想想，就会顿生疑窦，咦，你商汤的主力去了鸣条，我不正好去端你老窝吗？为什么要跟你硬拼？
这么想的，就是战国的战争规则了，春秋时不能这么玩。围魏救赵是战国的游戏规则，如果有谁在春秋年间这么玩，就会被大家鄙视，就没法混了。所以虽说是春秋无义战，但这种无义，是指战争的目的缺乏正义性。但手段上，大家都要讲规矩，不讲规矩就会出局。
但等到了战国，战争规则变了，围魏救赵成为战争的常态。这时候你如果再将兵力集中到鸣条或是牧野，那就犯傻了，人家正好避实就虚，去抄你的后路，端你的老巢。所以战国年代的战争，远比春秋年间更血腥——春秋也不乏不守规矩、悍然攻城的情况，但这种事照例会受到国际公法的谴责。但同样的事情，在战国却具有了合法性。
而秦国能够成为战国时代的赢家，是因为秦国把战争的规则向着极端态势又推进了一步，让战争变得更残酷，更血腥。列国比不过秦国狠辣，所以输惨灭国了。
日本作家学者酒见贤一认为，秦国之所以将战争态势再向残暴推进，有可能是因为墨家的战术最终在秦国落地了。墨家只讲守而不讲攻，而这个守，是极限之防守，意味着要将民众转型为战争零部件。
简单说来就是，春秋时代的战争，百姓虽然饱受兵火荼毒，但战争本身与百姓并无关系。权贵打权贵的，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捎带旁观。而到了战国，百姓就被强行押到城池之上，充当防守的兵卒。而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将百姓关入笼子之后，百姓就彻底丧失了自由，沦为暴君战争的工具。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当刘邦项羽攻城的时候，面对的守城者，并非是城里的守将，而是百姓。
就拿被刘邦项羽联手血屠的城阳来说，当刘邦和项羽打来时，城里的秦军就立即拿来户口本，命令每户百姓出动壮劳力，登上城墙守城，与刘项作战。守军并不与刘项拼打，只是负责监督城里的百姓，如果有哪个百姓不跟刘项开打，守军就杀掉这名百姓的家人。这就是商鞅替秦国政改之后的最大成果，从此百姓沦为人质，为避免家人被处死，只能替暴君攻城略地。
所以，于守城的百姓而言，此城并不为自己所守。秦军在城里，自己就得替秦军守城。倘刘邦项羽攻进城来，自己仍然还得替刘邦项羽守城。谁输谁赢，都跟自己没有半点关系。谁来了，老百姓就得替谁干，户籍管理与居住地的固定，就让老百姓丧失了选择的自由。
所以刘邦和项羽就认为，既然这座城池与你百姓毫无关系，你就没必要非拼老命不可。象征性的，意思意思，能够糊弄过城里的秦兵，别让秦兵杀掉你的家人，就算是交差了。总之你完全没必要跟城外的人拼命。
但是城阳的百姓显然很敬业、很认真，他们既然站在城上，就跟刘邦项羽死磕起来，全然忘了自己跟城外的人无仇，忘了自己跟这座城无关。
百姓太认真，给刘邦项羽造成了较大的杀伤，这完全是没必要的事情。
刘邦和项羽联手血屠城阳，就是为了警诫其他地方的百姓。我来打时，你别太较真，太较真会有麻烦的。
所以，虽然刘邦和项羽都有屠城的记录，但屠城和屠城也有区别。刘邦屠城，是因为城里的百姓对抗太认真、太激烈，这不符合百姓的利益，所以刘邦屠城。而项羽屠城，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管你较真不较真，先杀光了再说。
刘邦的屠城，是杀其对抗者。而项羽的屠城，则是滥杀无辜。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总之，替暴君干活，千万不要太认真，太认真会死得很难看。
李斯是只大老鼠
正值起义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又出了说不明白的糗事。
糗事出在齐国。前者，齐王田儋援魏，被章邯杀掉，只有田荣收拾残部逃回。回来后惊见齐国又有个齐王，是由田角和弟弟田间哥俩立的齐王假。田荣大怒，于是立即攻击新王假，新王假招架不住，就跑到了楚国，而田角和田间兄弟，去援救赵国，听说这事后，就留在赵国不敢回来了。
这时候项梁信心爆棚，他拥有一支最强大的武装，急切需要齐国配合出兵，牵制秦兵，也好让他一举打掉章邯。于是项梁要求田荣出兵，不料田荣却说：“除非楚国杀了齐王假，赵国杀掉田角和田间兄弟，否则我就不出兵。”
楚国不可能杀齐王假，赵国也没理由杀田角田间，结果大家就僵在这里，让章邯趁机休养生息，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节骨眼上，秦二世身边的宦官赵高，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就提了个合理化建议，杀掉李斯如何？
“为什么要杀掉李斯呢？”秦二世问。
“因为李斯谋反呀。”赵高回答。
“你说李斯谋反，有证据没有？”秦二世再问。
“证据这事好办，”赵高充满信心地说，“咱们秦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证据。”
于是赵高下令把李斯抓起来，严刑拷打。
说起秦国的丞相李斯，他乃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老鼠哲学”大师。他是楚国上蔡人——实际上是蔡国的亡民。曾经有一次，他去厕所，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又瘦又小，见人来了就惊慌失措地逃跑。然后他又去米仓，发现米仓里的老鼠，巨肥巨胖，见到来人也无动于衷。此事让李斯恍然觉醒：你有多大本事，有多少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处在什么位置上。
同样一只老鼠，落在厕所里，就吃不饱，饿得没个鼠样，还要担惊受怕。落在米仓里，就胡吃海喝，大腹便便。同样一个人，落在利益分配的高点上，就吃喝不尽，尊荣体面。落在底层，就会累死累活，也未必能够吃饱穿暖。
所以李斯发誓要做一只米仓鼠，他选择了秦国这个大米仓，幸福地吃了好多年。事实上，秦灭六国计划，就是由他策划并实际执行的。因为秦始皇亲政后，下令驱逐列国客卿，李斯舍不得离开这个大米仓，就苦心孤诣，经营盘算，以灭六国计划为代价，要求继续在秦国吃。
而且李斯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嫉贤妒能。他早年和韩非同时受业于荀子门下，算是同门师兄弟。荀子是著名的性恶论大师，认为人性本恶。李斯和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双双成为法家刑民思想的领军人物。但诡异的是，荀子的两名弟子虽然是法家，但荀子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儒家，是地地道道的孔子的传人，视孟子为蔑如也。
现在李斯要退场了，趁这机会简单介绍一下儒法两家的思想：
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其思想的源头，都来自孔子。但孔子却非常狡猾，拒绝在人性上正面表态。这就导致了战国时代荀子与孟子之间的两军对峙。孟子是人性本善派，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趋善的，是有自我尊严的，是积极、向上的。而荀子则是人性本恶派，认为人类的天性是邪恶的，是消极、落后而无耻的。
于是从孟子的性本善论，走出了后世儒家思想的脉系。该学术流派认为，人性是正面的、光明的、趋善的，所以统治者应当以仁治天下。
而从荀子的性本恶论，走出了以李斯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刑民思想派系。该学术流派认为，人性是负面的、黑暗的、邪恶的，所以统治者不必跟老百姓客气，尽管以严刑酷法修理老百姓就是了。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是穿着儒家的衣服，打着儒家的旗号，却是法家的信徒，干着法家的勾当。后世的史学家脑壳进水，看到儒家的衣服旗号，就狂批儒家，把法家的脏事一股脑地扣到了儒家的头上。但实际上，自从中央集权体制发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从未在中国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实行了还怎么集权？
所以，从秦王嬴政时起，统治者就对法家的人力资源充满了渴望，所谓人才难求是也。盖因要让一个学者对百姓充满仇恨，无端帮助统治者出损招祸害百姓，这与学者的良知形成对冲，是违背基本人性的事。所以历史上，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