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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场短平快的战役，一切都在张居正的导演中进行，高拱作为男主角，虽然风光无限，但总有些被人当枪使了的感觉……
‘如果江陵真像沈默说的那样，不跟新郑唱反调的话……’高仪不由开怀道：“那还真是难得的海晏河清了呢。”
“是啊，无论如何，”高仪也笑着点头道：“总该到了办正事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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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到办正事的时候了！”再三推让，却又始终让人感觉当仁不让的高胡子，终于在前面三位同仁的谦让下，破二百年之常例，坐上了内阁辅的宝座。当他在那把代表着百官之师、天下宰辅的宝座坐定后，并不觉着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因为他觉着，这本就是属于他的位子，所以脸上既没有激动之色，也没有感激之色，只是板着脸道：“国事如此，时不我待，革旧布新，只争朝夕，诸位共勉。”便算完成了就职讲演。
几乎不需要缓冲，高拱便进入了状态，从三月上任到六月，这三个月里，接连上了十几本，将自己的改革思想和盘托出，震动朝野。有道是‘台上一亮相，台下十年功’，为了这天的到来，高拱又岂止准备了十年呢？
如何动一场改革呢？当然不是大家坐一起，开个会说，咱改革吧。然后就轰轰烈烈的改起来……那叫瞎胡闹，不叫改革。
要想进行一场改革，除去必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外，还必须具备禁得起质疑的‘理论基础’、阐明主张的‘政治纲领’，以及把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的能力。
高拱已经准备好了。
先，高拱利用邸报，再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权改革论’……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合法性。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可能持久。
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经权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的‘权即是经’说和‘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创造性地阐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理论，并通过对‘无时无处，无非权’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政治改革论。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程士集》，当年即刊刻成书，公诸于世，影响很大。
简而言之，高拱的‘通变达权、更法趋时’的政治改革理论，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改革。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
其二，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显然是自找没趣的。所以在这篇纲领中，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条列为‘八弊’：即‘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苟且’、‘浮言’。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八弊流习于天下，非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诸边可靖，兵弱可振，财乏可理，这就必须使用‘抉肠涤胃之方’，‘剔蠹厘jian之术’，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嫉者息；核课程，则推诿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功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凡事核实，以法治国。‘八弊既除，百事自举’！只有破除‘八弊’，才能拯救危机，扭转颓势，达到‘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目的。
起复后，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陈六事疏》后，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便没有再多费功夫，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
最后，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便可清晰的看出，这些改革方案，包括了大明的行政、财税、司法、军事、水利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
而在这其中，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吏治改革、军事改革，和财税改革。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把军事改革的任务jiao给了沈默，财税改革，则是张居正的任务。至于高仪……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
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道理很简单。大明天子守国门，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打仗就是烧钱，没有钱怎么打仗？至于吏治……高拱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又有个名字叫《除八弊疏》，除的就是官场诸病。高拱十分清醒，再好的改革方案，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淑……
分割
还有一章，不要等。
第八三七章 隆庆新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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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阁首辅，高拱负责的是吏治改革方面。吏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吏治败坏是政治败坏的产物，而它的败坏，又反过来催化了政治的败坏。不仅会招致吏治、官场黑暗，而且使大明朝陷入了边事废弛，财政困难，民众困穷，社会动1uan的窘境。
对于大明吏治的根本问题，高拱在《除八弊疏》中，已经有了深刻的阐述，然而要进行改革，还必须将其具体化，然后对症下药，高拱在一系列奏疏中，便一一列出：
其弊一，选官不问其才，升官只论资格。这是用人制度上最大的弊端。原先太祖时期，选官唯用其贤，毋问其资格。然而宣德后，渐渐以资格为论。高拱的《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中，说州县正官以上的官员，进士具其七，‘其系进士出身者，则众尚之，甚至以罪为功。其系举人者，则众薄之，甚至以功为罪。’事实上，科甲官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不通政事的mao病，只会虚文应上，急政沽名而已，而真正能行实政、及于民者，却寥寥无几。反而那些举人出身的科贡官，因为长期从事事务xìng工作，对民生政务要更加熟悉，也更适合担负牧民之责。
然而，本朝对于进士官和科贡官，存在着严重的区别对待。举荐、升迁这些优待，全都是进士官的专利；而吃苦受累背黑锅，则是科贡官的待遇，且毫无前途可言。这样非但压抑了大量人才，不利于激励各级官吏勤于政事，为国效力，也助长了科甲出身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其弊二，考核失实，赏罚混乱。本朝原有十分完善严格的考核、赏罚制度。然而自成化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是把这考核纠劾作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工具。二是毁誉失实，赏罚无章。高拱不仅在奏疏中，揭露了各省抚按官有法不依，任意轻重的状况，还指出官官相护，‘对大奸大恶者不敢问而佯作不知，甚至称其高品，纵豺狼以当道，觅狐鼠以塞责。’三是惩汰官吏不从实际出，循以定额，‘数十年来，考察惩汰之数竟有定额，以是袭为故常。其数既足，虽有不肖，姑置不论；其数不足，虽无其人，强索以充。’
其弊三，鄙薄边官及盐、马之官。高拱指出，派往蓟、辽、山、陕等边方的官员，‘非杂流则迁谪，非迁谪则才力不堪之人，盖以劣处之也。’对盐马官基本情况，他也作了分析，说‘近年以来，实之甚轻，就算是卿使正官，也皆以考不称职，有物议者充之。’
其弊四，以权谋私，不择手段。高拱在奏疏中，述及现今的官场状况说：‘今人做官，只于猎取高官肥缺，一片软然成风，低头闭目，奔趋巧媚，以为善官。’为了以权谋私，相互倾轧，至于官吏贪污，更是比比皆是，习以成风。
其弊五，玩忽职守，有令不行。由于吏治腐败，用人无道，赏罚无章，居官者多不专心职守，致仕法度废弛，政令不行。朝廷诏旨，抄到各部，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各部间文移往来，历时数月着屡见不鲜。
凡此等等，可见嘉隆年间吏治腐败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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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高拱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措施。
针对其弊一‘选官不问其才，升官只论资格’，对策是‘选贤用能，不论出身’。他责成吏部，对于进士官、举人官、和监生官要三途并举，只在授官时论其出身资格，步入仕途后，则一切凭政绩说话，不问其出身。并请皇帝下旨都察院并各抚按官，务必摒弃旧有思想，但系贤能、一体保荐，亦不得复有低昂。他声称，如果按此执行，则进士不得独骄，举人皆以自效，而善政必多。就算不能人人皆然，而十乡之中，少可亦有六七，则亦过半矣。善政多则民安，民安则国克富。
然后，在‘不论出身’的原则基础上广求贤能。他在署吏部事后，便责令所属司官廉访贤才，并将孰贤孰能登记造册以备用；又授策天下有司曰，还要求地方各州府大力现人才，但系贤才，则出身皆不必论，必与推荐，不得故意遗漏。
接着，对初选出来的人才加以培养。高拱说：‘朝廷用人，必先养人，若无养之于先，则用之亦充数而已。仆诚yù养于未用之先，以辨其才；乃用于既养之后，以充其任。’他的主张是，将前一步初选出来的人才，先放到各衙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