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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啊……”
“所以我当时就想，如果她是故意这么做的，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她故意不去打扫，故意让上边积满灰尘， 她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在我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脑海中便产生了逆转案情的设想。”
薰望着这位学者的脸轻轻点了点头：“不愧是您啊。”
“这倒也没什么可值得夸奖的。不过话说回来，女人这种生物真是够可怕的，竟然会想出这种毫无理性可言又充满了矛盾的杀人手法来。”
“说起矛盾来，听说若山宏美决心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汤川诧异地回望了她一眼：“我怎么就不觉得这其中有矛盾呢？想生孩子不是女人的本能吗？”
“据说劝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人，就是真柴绫音。”
薰的一句话，令物理学家的表情在一瞬间冻结住了。之后，他开始缓缓地摇头道：“这个嘛……的确有些矛盾。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这就是女人。”
“的确如此。看来这次最后能够从理论上解决了案件，简直就是个奇迹，你们难道不觉——”汤川看了看草薙，说了一半的话突然停住了。
薰也看了看自己身旁，发现草薙已经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在粉碎了一场完美犯罪的同时，他的爱也彻底被辗成了碎片，他感到如此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就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吧。”说完，汤川喝了一口杯里的酒。
解说
救济 逆流谋杀
——东野圭吾的女性犯罪讲义
（本文涉及谜底，请阅毕正文后，再行浏览！）
2006年，注定将成为东野圭吾写作生涯中最重要且具有纪念意义的年。是年，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日剧《白夜行》，不但创下了平均12。28％的收视率，还一举夺得第48届日剧学院奖的四个主要奖项。受其影响，不但该剧的原著小说得以大卖，而且还促成了其早期的一些乏人问津的绝版小说获得再版。此次经历，被视作日本推理界文学与影视之间完美合作的典范，这也为日后“侦探伽利略系列”影剧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这一年，东野创作于2005年的长篇《嫌疑人X的献身》，赢得“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 、“周刊文春杰作推理”、“本格推理小说”三大年度推理排行榜前所未有的三冠王，并先后拿下本格推理大奖（第6届）和代表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的直木奖（第134届），继陈舜臣、桐野夏生之后赢得了推理界“获奖三冠王”（囊括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三项大奖）的无上光荣。
稍微熟悉一点东野的读者都知道，《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人X的献身》构成东野圭吾的“侦探伽利略系列”。而他本人在此之前，是从来不撰写“系列小说”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系列小说”有一个相对严格的评判标准，即系列中各个作品之间的最低关联度。所谓最低关联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没有统一的形象一致的系列主角，没有具备明显的时空承继色彩的背景情节。以这两方面来观察东野此前创作的作品，我们将会明确感受到这种非关联性。
与《侦探伽利略》和《预知梦》相比，《嫌疑人X的献身》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作为该系列的首个长篇，受篇幅影响，东野在处理这部作品时有较大的区别；二是作品在内容上不再以一个玄妙绚丽、充满神秘气质的谜团开场，而是在初始章节就切入朴素平常的死亡事件，扬弃诡谲的杀人场景和离奇的杀人手法，复归日常秩序的本格精神；三是小说人物设置上，汤川的戏份明显减弱，以其“对手”身份出现的数学天才石神哲哉成了真正的主角，尽管后者在两人的对决中遭遇重击，却愈加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尊重。
而该作的续作《圣女的救济》，也基本承袭了力述三个特征。
独立性与名侦探
《嫌疑人X的献身》赢得莫大成功之后，东野圭吾先是在文艺杂志《ALL读物》发表了短篇推理作《落下》（后来成为第三本“伽利略系列”短篇集《伽利略的苦恼》中的首个短篇），安排了新人女刑警内海薰的初次登场，并与汤川学首次合作，破解离奇的坠楼死亡事件。之后开始在同一份杂志上连载《X》的续书、该系列的第二长篇《圣女的救济》，时间长达两年。这部几乎不逊于前作的小说完稿之后，作者陆续发表收入《伽利略的苦恼》中的其余四部短篇，最终于2008年10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同时推出两本新书。
在改编自其作品的偶像日剧《侦探伽利略》、《侦探伽利略Φ》和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的轰动热映影响之下，截至今年初，《圣女的救济》销量在日本已逾20万册，而《嫌疑人X的献身》文库本的销量则突破150万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是与“系列小说”中“名侦探”这一角色所具备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的。
我们说，所谓“名侦探”角色的塑造，其方法是作家不以诡计设置、细节处理、氛围营造等因素为创作的第一要务，而是力求通过一组“系列小说”来凸显侦探角色的魅力，在侦探身上加入越来越多的“超人”元素；角色越是怪奇非凡、冷静孤僻，越能吸引读者眼球，作家也经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名探效应”，体现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名探效应”的最大好处，就是扩大了本格推理小说的受众范围，因为它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使得一些并不喜欢本格推理、但对“萌系”元素和“八卦”对话感兴趣的读者加入其中，尽管可能作品的诡计、谜团并不严谨，更不经典， 但仍会赢得大众的追捧。
所以，我们会在《圣女的救济》中读到“内海薰再次从包里掏出ipod， 一边听着福山雅治的歌，一边喝着矿泉水”之类的桥段，或者“在粉碎了场完美犯罪的同时，他的爱也彻底被辗成了碎片，他感到如此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之类“奇怪”的对话。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东野在《名侦探的守则》中写到的某个场景，是他骨子里本就喜欢这样的“名探”，还是只想为自嘲提供一个绝佳的范本，我们不得而知。而东野在创作态度上的改弦也并非人人叫好， 因为这正是《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屡遭包括二阶堂黎人在内的古典推理作家、评论家们诟病的主因，在他们看来，本格推理小说根本不应有这样的写法。“伽利略系列”在日本文坛所引发的一场本格推理应该如何来写的大讨论，盖缘于此。要不是笠井洁等权威人士的鼎力支持，东野圭吾恐怕无法那么早就喜获两个“三冠王”称号吧。
毋庸置疑，“侦探伽利略系列”打破了东野圭吾的创作习惯，而作为该系列第四作的《圣女的救济》，其最主要价值便是成就了作者真正意义上的首个“系列小说”，成就了汤川学这一作者笔下的第一名探。如前所述，严格的“系列小说”，最大特点在于其内在的关联度，除了拥有统一的形象一致的“名侦探”外，还必须在情节内容上具备某种明显的时空承继色彩，这主要表现为故亊有先后顺序或者因果关系（适合制成年表，比如岛田下的御手洗洁）、人物有生长点（比如塞耶斯笔下的温西爵爷）。设若我们以上述要求来审视“伽利略”的前三部作品，则会发现在《圣女的救济》问世之前，“伽利略”还难称“系列”。而《圣女的救济》一书最终使该系列实至名归，毕竟东野在其中写到了汤川学在石神“沉沦”之后一蹶不娠，开始拒绝草薙等人的来访，“已经不想再和警方的案件搜查扯上任何关系了。”直到与草薙性格特异的内海薰介入其间，她对物理学的了解以及个人的脾性、谈吐，使得汤川很快与之亲近，并一再给予欣赏的赞誉。加上被请求协査的案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完美犯罪”理性魅力，最终改变了汤川的态度，从挚友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因此，《圣女的救济》确实是部续作而非那类“关系暧昧”的姐妹篇，问吋它还保持了与前作合拍的一致性，都是以单个案件单个诡计来支撑整部作品，简约而乂不失华彩，尽管在结尾的安排上落入了偶像剧的俗套，无法堪比《X》的那个经典场景，但还是因为设定了一场难忘的顶级对决，而终使本作在整体性上得到较高的打分。
※论理性与世纪毒杀※
“论理”是个日语用词，有逻辑、规则、道理等意思。东野的作品普遍表现为一种精巧冷静的论理性，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理科叙事”。我们知道，叙事学在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叙事水平如何。正所谓优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个不同的开头，就是在说叙事本领。叙事能力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方法、叙述手法、行文功底三个方面，结构讲的是框架层次，叙述讲的是视点角度，行文讲的是文字语言，此三点由大至小、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的全部。东野的小说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理科向”，此所谓“理科叙事”的本意。以这本《圣女的救济》为例，通过以下分析，可见此种叙事类型之一斑。
关于结构方法，前章已经有所述及。东野的小说大体上是“三段式”：开头发生事件、谜团渐次展开，接着扮演“侦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并予以“逻辑推测”（而且此种办案过程多半中规中矩，依循着刑侦学的固有模式，社会派推理小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后案件侦破、真相大白。“三段式”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简单明确，诠释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关系。这在东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会派小说中被频繁使用，比如《毕业前杀人游戏》、《十一字杀人》、《嫌疑犯X的献身》、《红色手指》、《流星之绊》等。而《圣女的救济》的首章则通过真柴夫妇的对话挑明杀机，很快义孝被人发现毒毙家中，接着警方展开搜证和探查，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