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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户籍管理有一个严重的弊端，那就是明代的户籍制，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只要你被划了其中的一个身份那可就是世代承袭，不能随意变更的。但由于在大明的军户匠户的地位较低，根本不可能进入科举入仕为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得逃户隐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户制，源自元代，较元代管制已是较为宽松，洪武年开始实行轮班制，匠户分住坐存留轮班三种，轮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尽管每次役期仅三个月，但加上来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与作头的勒索，匠户们往往要借高利贷，甚至典卖田地儿女了。
直到成化年间，近百年的轮班制才被废除，改为征“匠班银”。由于匠户受剥削严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银不过能征六万多两。而皇家与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这种服役在匠户中的不平衡，匠户的逃亡隐匿更趋严重，到天启崇祯年时，匠班银更是征收寥寥，皇宫劳役越来越依靠市场供给了，这也就是崇祯将乾清宫东暖阁装修为藏书室时，太监竟上报需几万两银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户制度，崇祯只需出点木料钱即可，工匠的劳役是无偿提供的。
如今的匠户制，早已败坏不堪，事实上早就无法运转，匠户制的废除，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需要捅破了。至于军户制，同样败坏已极，如若没有粮饷发放，根本就别想能调动得了这些卫所官兵，如辽东采取的兵制，已与军户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没什么区别了，但军户制的废除却不是匠户制那么简单，一是涉及的户口过多，占各州府户口两成多，二是天下乱象频仍，正是需要军队保障稳定的时候。
而李从年自从入朝之后就曾经考虑过户籍改革，可是诸事繁杂，再加上海禁开放之后，人口流动一定很大，所以根据镇北侯李从年提议，内阁大臣进行讨论之后，认为此次户口普查已是势在必行，人口普查是变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准确的户口黄册。
而这次人口普查的背景是陕甘移民四川，陕甘两省本就是边穷之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连年大旱，百姓早就过不下去四处逃荒了，但毕竟有着明朝的户籍制管制，大量的农民还是被束缚着，这次大举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还免税五年，更又提供一些迁移所耗费，这些身无片瓦的农民那还不积极响应，而陕北各府县的官吏，早就被乱民闹怕了，朝廷能把这些“穷鬼”迁走，正好了却心头烦忧，难再加上各地都察院和监察司官员的督查下，这次移民十分顺利。
然而户口普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陕甘两省移民登记户引的试行过程中，这种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仍有那么多的波折，就与户口隐匿严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镇北侯李从年趁机提出身份牌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居民在成年之后，可以凭着这个身份牌外出务工和游历，而这种身份牌就成为了个人身份的证明，这个庞大的计划，却因为身份牌的防伪而不得不在很的地方进行实验。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2）
移民计划是根据黄册记载的陕甘当地户口而制定，尽管户部也想到这点，却不好向皇帝明说，而崇祯虽对黄册记载有所怀疑，却也未想到这点。由于崇祯制定的政策，确实对陕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许多隐匿中的户口逐渐浮出水面，最后需要移民的数量远超最初计划。也正因此，崇祯的移民计划不断修改，但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却总也赶不上移民的需求，这也可说是叛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隐匿户口浮出水面”却是崇祯和李从年满是头疼，户部尚书曾经隐晦地向崇祯提出过，这个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不是户部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大明的赋役制度。因为每个在册人户都要缴赋税出徭役，和缴纳人头税，而当百姓不堪重负税收的时候，地方必然想方设法隐瞒人口，逃避税收。要想举行人口普查，清查人口，前途下就要进行赋税改革。
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的在户部尚书的解释下，崇祯皇帝和李从年这才明白，这里面对饿利益纠葛，根本就不是短时内能，除非崇祯和李从年能快刀斩乱麻，可实现在开放海禁在即，崇祯和李从年也不想节外生枝。
李从年越是了解深入，越感觉税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国已二百四十余年，田赋徭役制度已经数度变革，每次赋役制度的变革，目的都很正确“均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无不是与权贵富商们博弈的结，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治□□，权贵勾结”。
赋役制度执行起来，被那些□□官吏不断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变革；赋役制度再变革后，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况下，权贵富商相互勾结，再度扭曲了税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度引发下轮税改的动力，这也是前朝名相张居下变法时，“考成法”先行，“一条鞭法”随后，也正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触及了权贵富商们的利益。张居正死后，十年变法即被终止，本人也落得个家破名裂。
“一条鞭法”尽管在张居正的强力压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这样一个效果，仍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钱粮满仓”，万历帝可以完成“三大征”，再二十余年不临朝，但是到了崇祯朝时，张居正变法的成果已消耗殆尽。历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个百年一遇的“张居正”，终于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终走到了尽头。
明税制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在于权贵富户有各种手段可以避税，最终普通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李从年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税赋的变革多从南方发起，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权贵豪门的势力较北方为弱，因而变革措施更加积极，在徭役货币化的同时，田赋的货币化趋势也愈加明显。这就使徭役与赋税的变革，最终走向赋役的一体化货币化，诞生了后来的“一条鞭”法。
税制的变革，促进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大市场。在税赋货币化的导向下，地主的地租也多改为征收货币，如今，各省各府的税赋征收，或征白银或征粮食，各地不完全一样，江南地区为朝廷税赋的最主要来源，民间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明朝税赋的货币化变革，是比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税赋主要由普通百姓承担，导致朝廷税源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徭役虽然折银征收，但路桥工程河湖治理仍要大量役工，朝廷税赋征收本就不足，再有官吏在工程中的大肆贪污克扣，就更加左支右绌了。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曾上疏，大明官场吏治□□，买官卖官成风。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个五六千两银子，补个道台知府的缺，也要两三千两，至于其它大小官吏举人监生，无不明码标价，贿赂交易。而且他自己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曾两次推却了五百两白银的贿赂。
后世李从年虽然没有进入官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那些官场的潜规则看去真是大同小异，如果不是李从年来到这个时代之后，设立改组都察院，设置监察司进行监督百官贪腐之事情，不然整个大明的早就被这些□□给吃垮了。
、第一百九十九章 报纸（1）
第一百九十九章 报纸
“爱卿是说让官员公示早就的财产？”崇祯望着李从年提出的这个办法，心理却是有些疑惑，这个财产公示法令，能起到多大作用，崇祯抱着严重的怀疑。
“皇上，一个好的制度，是需要看执行力度的。只要朝廷有着严厉的执行力度和决心，这个财产公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李从年知道就算在后世，那些号称是人民公仆的老爷们知道需要公示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却是支支吾吾，遮遮掩掩的。就是因为你不公示财产也不会有多少的惩罚，让这种好的制度浮于表面，李从年认为只要有严厉的处理才能让官员们知道，大明朝廷不是吃素的。
而在收税方面，李从年决定增加其他商业税，或是提高中高档奢侈消费品方面的税率，比如烟税。烟草在万历末期才由福建方向传入大明，但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十年已传遍大江南北。历史上的崇祯，为了禁绝烟草，曾颁旨“凡种植贩售者皆斩首”，仍难抑制其传播速度。
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则逐渐减少北方灾荒地区的税赋，以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而刚刚开放的五省海禁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收�